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作文五篇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一)

“凡是来到深圳的人都特殊的感情，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园。”杨勤说，早年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尽管它没有传统社会结构那样的邻里和街坊文化，但大家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家园意识。

“无论政府在种花种草，还是道路开发，深圳市民都会发表不同意见，从表面看他们似乎什么都反对，但本质是家园意识，他们把深圳当成自己家，所以才有积极的主人翁精神，这个很多城市难以比拟的。”杨勤说。

无论是早年到深圳闯荡的老深圳人，还是年轻一代深圳人，他们都对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最近，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的李明(化名)很高兴，他于2019年购买的一套面积80㎡的安居房已正式装修了，所在小区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横岗大街，距离上班的地方约30公里路程。

“我已经很知足了。”李明对澎湃新闻称，由于认购的是安居房，每平米价格八千多元，比同地段商品房价格低一大截。

安居房是深圳提出的一种创新型保障性住房，它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申购安居房的通常面向具有深圳户籍的家庭和单身居民，还要具备无房、未享受过相关住房福利政策、参加本市社保累计5年以上(人才为3年)等基本条件。

李明原本有实力在深圳购房置业。2001年，他从内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决定到富有市场机会的深圳闯荡。果然，他很快被联想集团在深圳设立的公司聘为物流经理，顺利获得了深圳户籍，经过几年奋斗，他成为联想集团深圳公司的一位中层管理干部。

2010年9月，李明从联想集团辞职，进入深圳当地物流企业担任主管;2013年，他原本计划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深圳购置一套房产，恰好此时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

深圳是一个极富创业理想和冒险精神的城市，长此以往，原本保守的李明也受到了影响，他决定把数十万元到投入创业当中。

这笔投资并不成功，多年积蓄也打了水漂，李明重回企业打工。

2013年，深圳房租费已不断攀升，为减轻家里在房租上的开支，他第一次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定的_。

李明原本对此不抱希望，未料想很快收到了社区通知，让他带着身份证参加摇号分房。之后，李明申请到一套位于深圳北站附近的公租房，当时每月仅需交一千多元租金。

“这为我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让我不但能维持家里正常生活，还能节省出一大笔钱购买安居房。”李明说，这也是他最爱深圳这座城市的关键所在，这里不仅让他敢为理想去大胆冒险，还能为他提供基本保障。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二)

“我认为深圳市政府首先建立了适合企业与企业家成长创新的营商环境。”郭万达对澎湃新闻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深圳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的架构，这比内地要“先行一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提出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圳更加强调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杨勤也认为，深圳是全国法治建设最好的城市，也培养了一支勤政务实的公务员队伍，“只干不扰，有事找我，这是我对深圳公务员队伍的总结。”

深圳特区政府做正确的第二件事是——不断地规划城市，从基础设施、公园、机场、港口、地铁、交易所、学校到产业园区，规划统统都是政府的作为。

最初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如今已扩张至1997.47平方公里。

“最近20年发生很大改变，城市架构不断扩大。”郭万达说，深圳最关键是产业，早期大力引进外资、国企及中外合资企业，到了90年代，涌现出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外资和国企中跳出来的人，他们中间不少都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者。

“当地政府在体制创新上也都起到了作用。”郭万达说，无论是80年代专利支持产业入股、90年代股份制企业、员工入股和持股计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此后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改革等等，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极大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科技进步。

“深圳做得最正确就是把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处理得恰到好处。”郭万达说，这也是深圳值得其它城市学习的地方。

现在深圳也面临成长的烦恼，空间少，房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造成各种成本上涨。

“深圳的产业只能不断升级和提高，获取的利润才能覆盖成本。”郭万达说，任何一座驱赶了制造业的城市，极有可能出现空心化现象，这对城市创新极为不利。

这意味着深圳必须和周边城市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学习世界其它大都市区，把产业向周边城市去辐射，形成一个成本的阶梯。

“如何打造一个法治、服务和公开透明的行政体系，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仍是未来深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全世界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到这里来创业。”郭万达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三)

1980年—2020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蓬勃生长的40年。

40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40年间，深圳经济特区发挥着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深圳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改变。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倾听一些在深圳长期工作生活的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受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老渔民邓锦辉——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生活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处处是工地，村民们跑运输、做加工……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最早的“万元户村”

夏日炎炎，海风阵阵。深圳罗湖区渔民村，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泥塘呢!”见到渔民村的老渔民邓锦辉，是在村里古色古香的“渔人码头”文化室，他正和五六位老人悠闲地喝茶、读报、看书。“现在村里年年有分红、家家有产业，大家在‘物质小康’之后，都在追求‘精神小康’了。”说起文化室，担任渔民村居委会副主任的邓锦辉颇为自豪。

走出文化室，漫步于0.25平方公里的渔民村，记者找不到一点小渔村的感觉。鳞次栉比的小高楼、清洁宽阔的水泥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昔日荒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样板村”。

62岁的邓锦辉肤色黝黑、身体结实，看着显年轻，“你以为我有多老?我比特区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他哈哈大笑。

说话间，邓锦辉带着记者来到位于渔民村社区的家中，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宽敞舒适，各种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记者试图寻找一些渔民生活的痕迹，一无所获。“现在除了周末钓钓鱼，生活里几乎没有‘渔民’的影子了。”邓锦辉说。

邓锦辉搬过多次家。他回忆道：“每搬一次家，生活都是一次大变样。”

改革开放前，邓锦辉与大多数普通村民一样，住的是土墙瓦房，过着海上漂泊的日子。“出一次海至少半个月，吃住都在船上。”邓锦辉告诉记者，那时的他总想，这大概就是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了。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渔民村的春天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处处是工地，村民们也从中觅得商机，渔民村迅速组建起自己的船队和车队搞运输。“现在的深圳国贸大厦、罗湖香格里拉大酒店，很多砖瓦、沙石都是我们运过去的，我们是一天天看着深圳长高。”邓锦辉骄傲地说。

虽然是简单的建筑材料运输，但市场供不应求。依靠自己的船队，村民们从中山运砖头来深圳卖，一船能装两万多块砖，能挣几千元。

“那时候，经常要干到凌晨2点甚至通宵，大家抢着干活，不把当天任务完成没人下班。”邓锦辉说，他的妻子在村里珠宝厂上班，把一个个小珠子小亮片穿起来，做成装饰品运到香港卖。“虽然苦点累点，但两口子一起努力，感觉日子特别有奔头。”

跑运输、做加工……20世纪80年代初，邓锦辉夫妻二人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1981年，渔民村成为全国著名的“万元户村”。次年，村里统一盖起30多幢二层小洋楼，邓锦辉家也分到了一幢。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样样都有，地板是大理石的，水绿水绿的。我最喜欢的是那台大音响，可以唱卡拉OK，当时村里好多人都跑到我家来唱歌。”邓锦辉觉得，那是祖祖辈辈都没过上的好日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1985年，村里集资建成了7层高的工业大楼，制衣厂、表带厂相继入驻;1992年，村集体成立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民人人可以获得分红;2004年，旧村改造完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取代了老旧的“握手楼”和“拥抱楼”，邓锦辉搬进了现在的房子中。

对渔民村村民来说，2012年12月8日是难忘的一天。

“经济发展了，我们几个居委会干部一合计，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就办了个渔乐节。”邓锦辉说，渔乐节一次大概两小时，跳舞、唱歌等节目都由村民们自己出，大家都想露一手，在一起排练、演出其乐融融。

“渔村一派时尚景象，绿荫通幽处，小区人气旺，举村喜气扬，赞扬改革开放……”渔丰实业公司一间办公室里，传出这样一首悠扬的粤语小调，这首小调就是几位村民为今年渔乐节准备的。如今的渔民村，村集体资产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00万元增长到4.8亿元。“渔民村正计划对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进行全方位提升，为建设‘**先行示范区’做贡献。”邓锦辉说。

“海上飘零”“翻身解放”“春到渔村”……蜿蜒350多米的渔民村文化长廊里，一幅幅精美的青铜浮雕记录了今昔变迁。从渔民村向西北方望去，京基100大厦等许多深圳标志性建筑耸入云霄。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四)

经济特区给了我新力量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见到戚卓，是在深圳电视台“都市调查”栏目录制时。专业的分析、缜密的逻辑、从容的谈吐，让人很难将她与20年前的打工妹联系在一起。

“深圳培养了我敢闯敢拼、努力奔跑的人生态度，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坐在记者对面的戚卓，眼神里透出从容与自信。

戚卓与深圳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亲在深圳打工，常说起深圳发展速度、温暖的大海、世界之窗……从那时起，这些点点滴滴就刻在戚卓的心里，到经济特区去，成为戚卓心中的向往。

2000年，这个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女孩一路南下，来到了心仪已久的经济特区。刚到深圳的她，在北郊公明镇的创维电子城找到了工作，“印象中厂区很大，一进来就看到很多身着蓝装的工友，都很年轻、有活力，来自全国各地，为了各自的梦想打拼。”戚卓说。

就这样，戚卓在创维集团电视机厂有了第一份工作——生产部统计员。每天，她要跟进生产计划表，在插件、机芯、整机等不同工段之间进行协调，满车间跑上跑下。

虽然对打工生活的艰辛有心理准备，可让戚卓没想到的是，上岗第一天就忙到晚上11点。“在老家，大家晚上10点就休息了，可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精神抖擞。”戚卓说，厂里会给加班到夜里的人发加餐券，可以领牛奶和面包。“那段时间，大家相互鼓励着。晚上碰到加班的同事，都会相视一笑，说‘一起去领券吧’。”

“老家的日子很安逸，但我更喜欢经济特区的氛围，来深圳就为拼一拼!”戚卓说。

“记得当时一个新项目启动，工艺图绘制工作需要有人兼职承担，我下了班连饭都没吃，就去镇上买了一本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教材，一边自学一边做。”戚卓记得，那时候经常和办公室一位来自江西的同事“比赛”，看谁晚上在办公室留得更久、学到的东西更多。

“在深圳，企业普遍提倡内部选拔和招聘，只要你努力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机会。”戚卓说。

由于表现出色，创维集团成立品牌部时，戚卓作为其中一员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集团总部工作。从郊区来到摩天大楼林立的市区，这段路，戚卓走了3年。深南大道、地王广场、华强北……这些曾令她艳羡的景观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繁忙工作之余，戚卓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2012年，一次偶然机会，她参加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体验式沙龙，受到很大触动，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心生向往，开始着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学习相关知识。

那时，已经34岁的戚卓没有任何心理学基础，她能行吗?

“最初我也很犹豫，觉得自己早过了学习的年龄，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既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职场资深人士，大家的相互鼓励让我燃起信心。”戚卓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只要有空余时间，她都会约朋友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深圳的图书馆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在学习充电，来晚了就会找不到座位，只能‘转战’咖啡馆和书吧，正是这种氛围激励你去学习。”戚卓说。

2014年，36岁的戚卓决定，离开创维集团，挑战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看到这座城市在改变中进步，身边朋友在改变中成长，我也想改变一下。”戚卓说。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除了要取得资格证外，还得经历长期的实习锻炼。2016年，她进入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开始实习。然而，实习非但没有工资，还得“倒贴”学费。

“前半年的实习期，各类理论学习、接受培训的费用加在一起，我一共花了近两万元。由于还没达到签约条件，后半年的实习期，我给自己加大了学习和培训强度，又花了三四万元。”戚卓说，尽管那段时间经济压力和学习压力都很大，但她还是坚定地往前冲。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戚卓通过了海之梦心理咨询中心考核，正式成为签约心理咨询师，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崭新一幕。“在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竞争激烈的深圳，有很多人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戚卓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工作。

戚卓喜欢骑车去深圳湾公园，沿着滨海栈道骑行，凉爽的海风吹过，视野中的大厦高耸入云，近处的公园草木葱郁，让戚卓更加热爱这座城市。“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我还是想不断奔跑，因为深圳的活力、朝气给我力量，让我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心得(五)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