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后感

　　《白银资本》读后感1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l400一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中国中心论”：即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即繁荣阶段），17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即衰落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阶段，1762一1790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阶段，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这就是1800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晚近的主流看法是，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无异于张冠李戴，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不过，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旗手，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于是又被它所折服，折服之后，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套用。由此看来，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或其他地区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白银资本》读后感2

　　最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评价，其中经典的代表就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出于对弗兰克此番评价的好奇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兴趣，我翻开了《白银资本》这本书。在阅读作者文字，认识作者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白银资本》确实是弗兰克向当今学术界扔下的一枚“重磅炸弹”。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理论假设，都是对主流的大胆颠覆。

　　《白银资本》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篇幅来阐述一个观点：中国在1400年—1800年期间，对外贸易大量出超，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并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见解，即当时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白银资本》摒弃了被西方奉为圣经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来“亚洲中心论”，甚至是“中国中心论”。虽然弗兰克在书中极力避免出现诸如此类的名词，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种思想贯穿全书。

　　虽然弗兰克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缺少逻辑依据，甚至对许多理论着作和历史资料断章取义用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在书中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承袭传统理论的思想，并在有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比如，弗兰克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康德拉捷耶夫的经济周期分析法以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将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应用于1400年—1800年以及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成为弗兰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突破。还把150年至300年的长周期继续扩大为500年的“特长周期”，并据此预言了亚洲的再次兴起。同时，弗兰克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他认为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于是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了“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消费和积累。再比如，弗兰克提出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曾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传统农业时代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欧洲）都难以企及的程度；明清时期中国区域间的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水平并不比当期欧洲低等论点，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这让我们看到在东方没落的时期还有些许光芒闪耀。

　　《白银资本》确实是一部具有争议的作品，抛开一切好与坏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想到很多。研读历史不是为了争论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世界，而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寻求对当下、对未来有利的东西。任何国家、地区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发展，作用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制度或规律也无法应用于全世界。我们必须看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劣势，看清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调整我们的制度，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复兴，中国崛起。

　　《白银资本》读后感3

　　读完弗兰克《白银资本》使我收获颇丰。一方面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也使得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上开始多视角的对其进行考察。

　　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有三个：

　　一，重视数据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弗兰克在本书中大量的引用各种数据，用数据证明自己所掌握资料的可信性，可是这只能是相对可信性，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只能算个虚数，官府只是为了收税的需要才将人口做了大概的记录，而且多是对男丁的记录，对于家中的孩子和妇女一般不会有精确的记录，不会像西方人口在教会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在想弗兰克中各种交易的交易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精确等账簿管理体制，更何况英文资料是怎么样来的。

　　二，治学思路上的联系性和开阔性。那时候的中国，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知道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日落西山暮了，如果有繁荣的话，或者仅仅是江南一隅的繁盛。1793年，可以说是18世纪末了，那一年是可以说是清朝的中国再次拒绝了世界向我们张开的邀请之手。大不列颠王国派出他们的代表马噶尔尼，随行的还有后来为英国入侵中国和拓展中国市场做煽风点火作用的斯当东（其作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马噶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对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渴望，也可以看到马噶尔尼对当时清王朝的认识，用两个字做总结和形容就是：破败。运河的阻塞，创造性的低迷和百姓生活的窘迫。

　　让马噶尔尼做出了清政府日薄西山的预言。这种情况更是给年幼的斯当东诸多的启发再加上其在嘉庆年间作为大使再次来到中国后遭到的没有国家间大使级的礼节性接待，使他对当时的清王朝有几分的忿恨和不屑，或者对清王朝实力的.怀疑，以至于使他成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推动者。

　　我们习惯了割裂开中国历史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角度上讲，注重彼此的联系性是多么重要。再比如明朝万历年内的张居正改革实行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年间推行的地丁银，是不是和当时的货币供应有着一定的关联。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在16世纪，其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了增加明政府的收入，将劳役，租税，赋税都化成银两来征收，但是由于王朝末路，种种有效的规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后便是种种加派的费用使人们苦不堪言。一条鞭法也形同虚设。到了北部的满族定鼎中原后再次将这条法令经过调整后执行。就是康熙皇帝的地丁银，雍正以后也予以继承。这一条例的推行对古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两次财政上的调整和当时世界货币流动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第三便是对全球体系文明，世界史的粗浅的看法。从完整意义上讲全球体系是在全球连为一体后才能进行探讨的话题。作为历史一部分的世界史来说不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吴于廑先生在其文章中对这句话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世界史有着地区和时间上的局限。所以其展现出来的部分也是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正如文明圈的扩展，从点到片再到面的扩展。以点为单位的文明可以从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看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明虽然是有一定的地带性但还是点状的。而后出现的大帝国如汉帝国，罗马帝国和后来的隋唐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帝国等都是以面的形式呈现。其实那时候的亚欧大陆有着相应的联系，宁夏固原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萨珊波斯的货币甚至人骨都引发人们对当时各文明圈交流深度的猜测和好奇。

　　在唐长安城内设有专门的西市供同来自西域商人商贸往来。这时候的世界间的交流从中国角度来讲从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具体从怎样的角度来探讨全球体系，个人认为大可加入诸多的中国因素。毕竟古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读此书，收获了一种敢于创新的志学精神和大胆怀疑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史料做支撑。也促使我在治学的道路上更加踏实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