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读后感1000字五篇

《激荡三十年》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激荡三十年》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1

《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吴晓波以一系列具有代表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描述了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它源起后百废待兴的危急时刻，发端于国家领导人举目四望后的英明决策，是十三亿人民决绝地告别贫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众志成城地书写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是中国默默崛起的发展历程。

这三十年间，每一个代表人物都记录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也许，三十年前他们的名字代表着囚徒和牢狱。但在今天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_年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谱写了当代中国企业史。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但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正如书中所说，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所谓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如今，中国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即面临着机会，也迎接着挑战与竞争。企业家的成长将带动着企业的快速发展，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日渐繁荣昌盛。过去三十年的沉淀积累，给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带来宝贵的经验与资本积累。

目前，中国正进入经济转型阶段，将从劳动密集型发展进入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但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的软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及跨国公司不断积累资本，吸取国外的经验，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市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但是，极低的资源配置利用率，以牺牲一定的能源和环境为代价，也将给我们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下，占领市场就占领着经济制高点，中国引进外资的情况下也流失大量市场。我们可以实现宇航员的太空漫步，但是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家用电器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一项是中国自己的。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无法买来，也无法引进的。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也亲身体会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力量，在国家科技兴国的大背景下，以及作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一名研发人员，在这良好的科研氛围下，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三十年的激荡做出一份贡献。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2

四十不惑的吴晓波象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写出了自己的史诗性大作《激荡三十年》，推荐研究中国企业管理和关注中国经济的朋友们一读。关于中国企业的软肋有几点感触如下：

第一，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冷血性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观念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而偶尔有一两个能够冲破传统人情观念，严格执行资本的冷血性的，往往都能够取得一点点成功。这样的管理措施在中国就叫严格管理。80年代初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就是早期取得成功的一个人。他的改革很简单，就是员工生产效率与个人收入的效益挂钩，所谓“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不过，即使到今天，对于很多国有的甚至是非国有的企业而言，这一招仍然是很灵光的。制度是冷血的，这种冷血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性，如果资本缺乏了逐利性，就会被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所堙没。所有的家族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停滞不前，阻挡他们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对打天下的亲友们的安置问题!

第二，难得的一两个能够冲破人情观念的企业家，即使成功了，也只是靠着个人的铁面，在小范围内取得的成功。如果这个企业规模一经放大，往往面临的是更大的失败。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复制难是人所共知的。1984年以承包起家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同样以改革分配制度、严格管理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头脑发热的马胜利疯狂承包了大大小小上百个纸厂。有人认为，马胜利是缺乏战略思考，其实不然，在当时紧缺经济的形势下，马胜利即使没有战略思考，只要能够成功复制他的管理模式，应该是会成功的。但是，马胜利的成功模式是不可以复制的，一者他的石家庄造纸厂不是靠制度在运营，实质上是靠个人的强势在运营，哪怕这种强势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除非到有一天，这种制度成为一种文化，马胜利才能复制他的模式。马胜利失败了，此后二十年，继续这种失败的比他的名气更大，比如华源，还有正在壮大的中国化工!

千万要记住，除非你的制度成为文化，这种文化至少在核心员工中融入血液，否则，所谓快速扩张，只不过是给人送钱而已。我从来也不相信，只靠换了别人的牌子，就能使其他企业扭亏为盈!

第三，创新将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永远的痛!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企业此起彼伏，如过江之鲫，但是真正能够有持续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偶尔抓住一次机会的，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几乎用手指头就可以计量!而要一再抓住机会，永远抓住机会，靠的毫无疑问是类似任正非一样的时刻处于冬天的心态，今天有的，明天就可能没有。而以中国人乐于享受的天性，有几个企业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任正非和王石都已经老了，新一代的企业家呢，我还没有看到。写到这里，我不禁打个冷战!

资本的冷血、社会范围的资本主义精神、永远没有安全感的进取精神，恐怕日本人最符合这条件了!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3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_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叙述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在1978-20_这三十年中的奋斗历史，它也是一部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祖国崛起的历史。本书通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进程。就如作者吴晓波自己所说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他站在民众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书中记记载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如王石、刘永好、任正非、柳传志、史玉柱等这一代人的发家史和奋斗史以及像丁磊、陈天桥、马云、江南春、求伯君这一代在中国it界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并且记述了年广九、孙大午、褚时健、牟其中、唐万新、禹作敏、张国等经历了命运沉浮的商业。其中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无论如今他们依旧被鲜花簇拥，或者沦为阶下囚，他们见证了经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和世事变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

读完这本书后，我思绪万千。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明白一个道理:永远都不要忽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的、可畏的、令人尊敬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改革开放，归根到底就是解放曾经被牢牢束缚的人性，让人性释放出伟大的光芒，为我们指引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勇敢的面对苦难，一切都会解决的。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4

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分段读罢《激荡三十年》，心头潮起潮落，思绪万千。作者吴晓波用及其简单而又精炼的语言将中国企业三十年的变迁娓娓道来，甚至于那交织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在他的文字中显得那么平和与沉稳。它以编年的体例，网罗大量的素材，以一个记者敏锐而独特的眼光，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掩卷沉思，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时常回味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纷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还有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结论来圈住别人的思想。

一是对于1984年的回顾。

通过这本书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企业的发展史中，1984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响当当的万科、联想和海尔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作为现在中国企业的“标杆”，这三家企业的领导人开始了他们艰辛但是却足以改变历史的经营管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出生在福建三明的一个小县城里，我深感荣幸，在这一个伟大的年份里，我也很幸运的出生了。虽然我的出现不能带来企业管理史上什么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能和这些中国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同时出现在一个年份里，倍感母亲大人之英明。还有就是健力宝的横空出世，这个带有我童年记忆的饮料也是在这一年打出名号，占据国内市场的。作为80、90年代的“民族饮料”，它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关注。

而这时我们再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却发现现在赫赫有名的戴尔和思科也是在这一年创立的，历史有诸多的巧合，但是并非所有的巧合都符合历史的发展，唯有在这特殊的年份，才会产生特殊的事。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二是对于1992年的解读。

继1984、1987年的下海风潮之后，这一年是邓小平南巡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第三次的下海风潮，很多政府官员、事业单位人员都投身于改革经济的浪潮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思虑良久，在带有*的“停薪留职”中，坐上了南下的汽车，一待就是20_年。那一年，我小学二年级。也正是从这一年起，父亲就逐渐淡化了对我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不喜欢他对我的严厉和强势的态度，但是如果当时他能在教育上对我多些影响，或许我性格中“坚定”的成分会增加许多。

正是在这一年，也出现了很多下海的“92派”，像郭凡生、冯仑、陈东升等，包括后来在地产界享有一代盛名的SOHO房地产领军人物潘石屹。财经作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三是三十年间市场主体的力量变换与博弈。

在时光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华的大地上互相博弈。这三大力量究竟谁优谁劣，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更能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谁更维护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更长远的利益?至少现在来说，还没有绝对的论断，我想，这个结论需要每个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来做出。应该说，这三大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贡献，正确地评价它们的作用有助于借助这三方力量正确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蛋糕只有一个，而三方都想多切一点。说白了，是利益之争，是市场份额之争。因此，我们在理解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如果能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就能清晰多了。

四是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命运值得我们关注。

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的过分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

五是中国制造的软肋是核心技术。

中国有句老话，叫“拿来主义”。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在发展之初的确需要发扬这种“拿来主义”取得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发展，我们的制造业单纯的依靠附加值来赚钱已经越来越有难度了。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

吴晓波的这本书令我能更全面的了解中国的商业发展，了解中国的企业，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之中。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5

花了不少时间，终于看完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掩卷之余，一种忧虑参杂着几丝激愤久久地挥之不去。对于中国来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以来的三十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三十年间中国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无数次波峰浪谷的考验，才走到今天。看完全书，就像对刚刚过去的三十年做了一次全盘梳理，国家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经历了这三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世界认可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我们国民也越发感受到正在成为大国子民的自信与自豪。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在表面繁荣底下的，却还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忧虑和警惕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今天还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改进，也许在不久的某一天，我们终将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令人困惑。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很多时候是游离在国资或外资背景的企业之外，艰难生存，他们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充当了改革的试验者，但往往当条件成熟了之后，有资格摘取果实的却并不是他们。而当执政者发生犹豫或妥协时，被推出来示众的却是他们。他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不做过多的无用抗争，而继续寻找被忽略的夹缝以求得生存。纵观三十年，不可否认，正是有了这些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企业的参与，才渐渐形成了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市场模式，而市场的出现才催生了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到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最大的就业基地，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举足轻重。但是当更多的外资借着全球化的脚步进入这个国家各种重要行业的时候，民营企业依然被很多领域阻挡在家门口。这样的一种不公平和不平衡，不免使人困惑和唏嘘。

其次，现阶段国内的大部分企业依然是在没有核心技术的低水平的层次上靠打价格战为生，这和当前低素质的劳动力条件分不开，也和中小企业缺乏技术投入的实力有关。我们曾自豪于我们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终于明白，其实我们只是装配车间，很少技术含量，况且就是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们也做得并不好，中国产品往往是价廉质次的代名词。我们的优势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这也正是这三十年间，大多数的企业都只昙花一现的原因。像鲁冠球，张瑞敏，柳传志等依然还活跃在开创初期的行业里的，实属凤毛麟角。即使这样的企业，他们也并不是因为技术领先或质量上乘而得以不败，想要坐稳坐强，对他们来说依旧任重道远.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近期内还看不到有明显变革的可能。

第三，我国目前的国企绝大多数是垄断行业，这种靠国家背景和资源立足的企业究竟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他们能不能作为支撑起我们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柱，他们又是不是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们能代表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吗?

第四，执政者究竟选择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策略，他们眼里的“民”究竟代表了谁?

如果说改革初期因为朱镕基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而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话，那这一战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国退民进的效果。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转制，使一大批原来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无疑是最大的得益者。这其中的很多企业，正是因了所有制的改变而重新焕发出生机，再度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企业的员工，也有了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释放了更多的自主权，当面对自己并不很确定的新生事物时又能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使生产力和积极性都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带动了市场消费的活跃繁荣，这是一段良性循环的美好时光。然而，由于初期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爆发频繁，使政策的走向发生了偏移，政府更倾向于回到加强中央控制的局面，试图通过中央的协调而使过激的矛盾得以缓和。也许矫枉过正了，再度的中央集权之下，国有资本的不断壮大和民间资本的相对萎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的矛盾，大量国有资本的积累最终又有限地用到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当中，原来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更多没有国资背景的企业的发展却障碍重重。国进民退的格局不免让人想到“与民争利”，而争来的利究竟肥了谁的腰包?

第五.如何更理性地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并购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最终以商务部的否决而暂时告终。如果这种民间的纯竞争性行业的并购也需要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话，令人惊讶的却是，为什么我们的石油、银行等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的领域的股改，却可以以向外资定向融资的方式一路畅行?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怕被资本主义企业渗透或消灭，有一股很顽强的势力坚决反对与国外合资或被外企收购，朱镕基为此曾感慨，就那么几个胶卷，难道还能让*变了颜色。当政治思维试图主导商业行为时，企业和企业家也许就离末日不远了。而在一个传统的以政治为纲的历史背景之下，要跳出这种思维模式又有着怎样强大的阻力

最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道德的底线不断被刷新，我们却仍未找到有效的制约手段来遏止它，相反这条底线还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踩踏和蔑视。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并给未来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