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诗会发言稿

　　在诗歌写作中，语言的重要性我们都十分清楚，大家都在谈论语言，但在我看来，大家谈论的“语言”是不同的，就像盲人摸象，各自谈论的都是语言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且对于诗歌写作来说，那是很小、很次要的部分。要弄清语言问题，首先要明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与言说的关系。

　　第一，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人从一出生，就接触到语言，父母的语言、周围人们的语言，然后上学读书，是老师的语言、书本的语言。出生伊始的那个没有语言干扰的直观的世界慢慢被扭曲了。可以说，我们是通过语言来观察、思考这个世界的。索绪尔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离开了词语的表达，如果没有语言的帮助，思想就是一团毫无形状的、模糊不清的星云。的确，我们观察、体验世界，都不可避免地戴上了语言的眼镜，而且这眼镜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取也取不下来，我们的存在已经与语言一体了。所以“眼镜”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应该说，语言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思维本身。熟悉了语言，想再回到那个没有语言干扰的直观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你能摆脱语言来体味这个世界吗？不可能。在你默默体味时，头脑中还是有语言在说话，除非你什么都不想，想，就只能是用语言在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十进制。我们将一、二、三、四等数字所代表的那些事物称为“一、二、三、四”，到了“十”，为了计数的方便，我们发明了十进制，于是有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如果没有十进制这种语言方式的帮助，“十一”“十二”“十三”这样的数字表示的事物我们得取不同的名称，从一到一百，我们要取一百个名称，到一千，要取一千个名称，那么我们将数不了多少数字，因为我们记忆不了多少名称。十进制帮助了我们的记忆和计数，但也混淆了事物的原始面目。比如我们想一想，“十一”中的那个“一”与“一”有关系吗？数字“十一”所代表的那个事物与数字“一”所代表的事物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不比其与数字“二”或“七”所代表的事物关系更近或更远。

　　再举个例子，词语的文化分类。比如，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梅兰竹菊”的并举。“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根据现代植物学分类，它们是一种蔷薇科、一种兰科、一种禾本科、一种菊科），它们是同类东西吗？如果说梅、兰、菊三种花卉尚有着物质形态的相似性的话，竹的形态却与之大相径庭。之所以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皆是由于文化的历史隐喻的同一性在起作用，它们所具有的某种象征（高洁、淡泊、君子之风等）的相似性来源于汉语言集体成员的文化契约，而不是这些植物本身的属性。但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一类东西。如果将它们换成“梅桃竹艾”，我们就无法理解了。汉语的语言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拥有相似思维的中国人，而另一种语言则会造就另一类人。这里顺便说到另一个问题，很多人害怕失去传统，被西化，实际上，传统就存在于语言（书籍和口头语）中，只要我们说的是汉语，就没有被同化的可能。为什么一个国家独立了，要发明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统一了，要“书同文”，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说，语言中的概念、分类、判断、因果认知等东西影响并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就像一个玻璃罩，我们总在它的里面看世界，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这个玻璃罩，走不到它的外面看世界。准确地说，这个玻璃罩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导致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如其所是的这个样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即世界，语言即存在。

　　第二，语言与言说的关系。

　　语言承载着人类社会所有的认知和思想，每一个句子里都隐藏着一个或数个思想家。当你说话的时候，不是你在说，而是历史中的他者在说话，很多死去的前辈同时在说话。语言就是他者言说的总和。你说“时间流逝”，那是孔子在说“逝者如斯夫”；你说“物我两忘”，那是庄周在梦蝶。故而在诗歌写作中我追求“不表达”“不言”，因为你的表达和言说常常是无效的，不为读者听到，读者在你的话语里听到的是别人的声音。有的诗人喜欢谈论“思想”，但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却看不到什么“思想”，有的只是他人思想的残渣，陈词滥调和鹦鹉学舌。你自以为说出了一种高明的思想，却不过是在复述前人的思想而已。“不表达”“不言”是努力消弭他者的声音，在直观中（这是相对于历史赋意而言的，没有绝对的直观）尽量使自己微弱的声音显现出来。

　　很多人认为词语本义是指向物的，当它意指我们的感受时，它是真实的，其实不然。比如“疼痛”这个词语，我们是将很多看似类似的感觉统称为“疼痛”的——刀刺入身体的感觉、摔一跤的感觉、失恋后心里的感觉，等等。但这些感觉相同吗？尤其失恋后心里的那种酸酸的、麻麻的、像被虫子轻轻撕咬的感觉与刀刺的感觉大为不同。因此词语的同一性遮蔽了所代表事物的差异性，它需要不断的补充、说明。这就是说，你想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多么的难，你得先将每个词语的意指进行辨析、说明，最糟糕的是，你还不得不对用以说明“被说明词语”的那些词语进行辨析、说明，并持续不断地实施这一行为，以至辨析说明永远无法终止。

　　用语言来言说我们的感觉，几乎不可能，或者说我们只能言说被语言命名的感觉，个人独特的感受被同一化了，你用现成的语言来言说，结果说出的是他者的认知。所以我常说：不要相信语言。

　　明白了上述两个关系，就会使我们轻易不去表达，不会将语言单纯看作表达认知和感觉的工具，要尽量接近——无法完全说出——我们的感受，首先要做的就是混淆、涂抹、驱逐语言中他者的言说。

　　说到诗歌写作，大家都说“诗歌是最高的艺术”，应该说，诗歌是最独特的艺术，诗歌是从语言中寻找丢失的个体感受的艺术——这是它与散文（广义上的）最大的不同。它既重视语言，又不相信语言。如果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不如说诗歌是“不相信语言”的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不相信语言”的诗歌言说方式常常会被一些批评者视为“语言技术主义”。我想原因大体有二。

　　原因一，来自作者的原因。这些作者的作品虽然采取了混淆、涂抹他者的方式，但因没有凸显自己的个体感受而显得空洞虚幻，言之无物，使人只见词语，不见实物。任何时候，言之有物都是诗歌应该具有的品质。在我看来，诗歌中言之有物的那个“物”就是指个体感受，一首诗可以不说出对世界的认知（所谓的思想）——那是哲学的任务——但不可以没有个体感受。

　　原因二，批评者陈旧的语言观，也就是古老的形式内容二分法使之在对上述涂抹型作品阅读时难以适应，他总是将语言划定在形式的范畴，将其视为表达的工具，一见语言新颖、不同于一般性表达的言说方式就认定作者是个形式主义者、技术主义者、工匠，因为它没有表达哲学的残渣——所谓的思想。在他们的古典美学视野里，他们是将思想与语言分开的。我想告诉这些批评者的是，这些“语言技术主义者”的技术还没有达到“技术”的最高层次，他们没有接近言之有物的那个“物”，是他们技术不好，尚未达到技艺高超，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不是方法有误。他们是小工匠，而不是巨匠。技术——换一个说法，“技艺”（这种说法是不是就高级得多）——是一个写作者根本的东西。

　　懂得语言与我们的关系，并在写作中利用和改写这种关系，是我们的写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