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10篇)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一】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此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在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到1951年6月，历时7个多月，先后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许许多多的英雄包括毛岸英，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1年7月，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经过两年的相持，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这场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二】

胜利的意义

1.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2.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朝鲜处境危急、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敢于出兵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在朝鲜较量。

这充分表明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高尚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3.严厉地教训了美国，消除了国内外一些人的“恐美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敢于同国际霸权主义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对于亚洲和世界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也是极大地鼓舞。

4.抗美援朝战争使改编为志愿军的人民解放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取得了依靠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先后共有27个军、空军10个师另3个大队、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炮5个师10余个团和60多个独立营、装甲兵8个团、铁道兵10个师又1个团、工兵10余个团等部队，经受了这场战争的锻炼。

5.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人民，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原计划三年的经济恢复，于1952年按时完成。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证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和完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期安全和平的环境。

对中国的影响

一、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称霸全球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二、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这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三、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增强了我军作战能力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使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新中国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抗美援朝精神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三】

我的父亲王润良，1919年出生，祖籍山西。由于家境贫困，祖辈带全家走西口从山西到内蒙古境内，落步于呼和浩特近郊保尔合少，1948年初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父亲在傅作义的部队暂四军210师629团一营机枪连当战士。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率部队起义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父亲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据父亲讲，部队起义后共产党政策很宽，战士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留在部队继续当兵，二是想回家的给发放路费回家。由于父亲家境贫寒，爷爷早年去世，奶奶改嫁，一个妹妹也出嫁，父亲无家可归，便继续留在部队当兵。父亲曾幽默地说：留在部队还有口饭吃。

父亲随部队继续作战，在华北野战部队作战时立功一次，后来部队整编父亲被整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6军196师586团二营五连当战士。于1949年4月参加解放太原战役(立功一次)，并第一次与死神相遇。

父亲告诉我们说，部队原地休息时父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突然感觉贴在地面上的身体刺痛难忍，父亲起来一看是一个小牛牛虫，便换了个方向。这时，从天上飞来一个炮弹皮砸到他原来爬睡的地里，父亲躲过了死神。父亲说，是小牛牛虫救了他，从此以后，父亲不杀生。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连只鸡都不敢杀，每逢过年，杀鸡是母亲的事;现在想想，父亲不是不敢杀，而是不愿杀。

1949年7月，父亲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当时，父亲的部队正在天津割水稻，部队一声令下，父亲和战士扔下镰刀，刻不容缓地回到连部整装出发。当时父亲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作战任务，坐上闷罐车出发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在安东修整了两天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作战任务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父亲和战友们成为第一批抗美援朝的战士。

抗美援朝时期条件特别艰苦，行军打仗时补给不足，食物难以咽下，常常是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往下吞。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几夜，没有安营扎寨休息的时间。朝鲜的冬天特别的冷，雪约一尺厚，用父亲的话说一脚踩下去能漫过父亲的膝盖。

父亲抗美援朝的故事，我们也只是略知一二。只听得记得父亲在战斗中立过两次功，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每当父亲讲立功之事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父亲立有一个三等功，奖章未能保存，立有一个双功，有奖章尚保存，喜报未能保存。

父亲在部队是一名机枪手，个头不高，但从小爬山劳动，练就了一双飞毛腿和一双千里眼，部队战士称父亲为“快腿王”。父亲的双功是66军在1950年11月的第二次战役，在朝鲜台川战役中立的功。行军时机枪班一般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加之父亲号称“快腿王”，所以，没多久，父亲已把部队甩在了身后。当时正值黄昏，突然，父亲看到有一股敌人逃窜，父亲回头喊了一声后面的战士，撒开丫子就追，直到把敌人逼到沟里。突…突…突一梭子弹就射了出去，因为天黑，看不太清楚，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志愿军部队及时赶到，一举歼灭了敌人。当时，父亲还在朝鲜战场，并不知道大红喜报已经送到了奶奶家。

在朝鲜战场父亲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在傍晚行军中，当时部队行走在半山腰，大雪一尺厚，路是羊肠小道，战士们前胸贴后背行走着。父亲号称“快腿王”，迷迷糊糊就走在了前边，这时，一个战士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说“快腿王，你怎么跑到这里了，你们机枪班和弹药手在后面呢，”于是，父亲转身向后走去，这个战士就走到了父亲的位置，没走两步，直听“嘎”的一声，一个炮弹皮就穿了过来，这个战士便血肉横飞的挂在了一棵树上，父亲躲过了一劫。

第二次与死神擦肩是1951年元月1日打三八线。66军在冰天雪地里24小时原地待命。当战役打响，父亲双脚冻的没有了知觉，就这样，父亲还和战士脚踏联合国军设置的铁丝网和地雷区，奋勇冲击配合穿插部队，一举歼灭了敌军。战斗结束后，父亲脱下鞋和袜子，双脚已经冻的青紫，仿佛冻猪蹄一样，父亲便用雪搓脚，眼看着脚趾头一个个掉下来，最后只剩下右脚的无名趾和小趾两个脚趾。

父亲双脚冻伤后，部队收容，由于伤员多担架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担架让给重伤员。其实父亲也是重伤员，当时，父亲连路都走不了了。父亲便把鞋套在手上，爬着往收容部队走，十多公里的路，父亲从中午爬到了晚上，累了，就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突然听到空中“嗖”的一声，父亲本能一个驴打滚，只见一块炮弹皮直穿父亲刚刚睡过的地面插进去。父亲用手挖了约一尺深给挖出来，父亲又躲过一劫。

父亲讲，在战场上，类似这样的飞行物时常出现。父亲的听力减退也是那时造成的，以至于后来我们与父亲讲话声音要特别大。

醒来后，父亲继续向前爬行，半路上，遇到一个战死的美国兵，因为父亲个头较矮，在父亲眼里，美国兵又高又大，父亲便躺下与美国兵比了一下，父亲个头刚刚到美国兵的肩部，之后，父亲从美国兵的身上搜出一盒烟和打火机，便点着吸了起来，并获得了一个美国饭盒。后来，这个饭盒被部队作为奖品奖给了父亲。父亲带回来成家之后便成了我们家的舀水瓢，每天放学回到家，我们姐弟渴了就随手拿起舀水瓢舀起半饭盒水咕噜咕噜喝个够。这个美国饭盒伴随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直到我成家。

父亲爬着行走到天黑，这时收容队的战士返回来寻找未归队的战伤的战友，看到一点火星，战士问“哪是谁?”父亲说“王润良”，“噢，是机枪班的快腿王”，父亲说：“现在不能走了”。于是，收容战士把父亲放在担架上抬回收容所。

总之，父亲抗美援朝时是九死一生，父亲说，如果不受伤，父亲也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父亲被定位三等甲级残废，后来又改为二等乙级残废。

1951年3月，父亲出朝在辽西省新城县13陆军医院住院养伤直到10月。大小手术做了几次，从此，父亲便由“快退王”变成了“秃脚王”。父亲的鞋是呼和浩特假肢厂特制的，每年两双。长大后，我试着穿过父亲的鞋，里面特别硬，走起来还顶脚，我不知道父亲那么多年穿上这样的鞋是怎么走路的，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脚是穿不住一般的鞋，否则，一走路就掉了。

1951年11月至1955年8月父亲在内蒙古荣校学习。

1955年转业到地方在五原县宣传部工作。

1956年8月至1958年6月在五原县委工作，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母亲结婚，母亲家乡的乡亲们见了父亲便叫他“秃脚老王”，从此，“秃脚老王”便取代了父亲的名字。

1958年10月，父亲被组织派遣到阿拉善左旗支边工作直到父亲去世。

父亲文化不高，上过几天私塾，又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喜欢看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期间的事件和电影。父亲抗过枪，过过江，立过功，父亲从来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过去，更没有以抗美援朝的老兵自居，也不向组织要待遇。由于家中子女多，生活比较困难，每当开学我们姐弟五个交不齐学费时，父亲背着母亲和我们去医院卖血，给我们交学费，从不向组织申请补助。父亲每年18元的残废金便是我们一年的书本学杂费。就这样，父亲供我们上完小学，中学乃至大学。

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二十年，每每想起父亲，我眼里便噙满泪水。父亲始终忠于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战士，父亲的一生是朴实而光荣的一生，父亲的光辉事迹将传承于子孙后代。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引以为荣!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四】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似乎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著名历史学家优秀优秀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雅尔塔协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上签订的。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内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在“雅尔塔协定”的问题上，苏联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违背了作为一个*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外交准则，印证了人们当初关于“一国建成*”必然导致*被民族主义所绑架的担心;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成本，换取苏联出兵远东，不惜出卖自己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更让人们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资本集团的精明势利，刻薄寡恩——在强调了这两点之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决心搭美国的“便车”，消极抗战，把抗战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迟迟不肯发动反攻，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表现太烂，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也是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出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本是美、苏、英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签订的协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确认了这些条款，主要包括：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的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权益。在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动机则近似于股市上人们去追捧一只价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来做比喻，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相当一支一向被视为弱旅的球队，不仅连续踢败了世界冠军巴西队，而且还踢败了巴西队和世界杯16强组成的联合球队——这样的球队还有谁敢说它是弱旅吗?

1951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占领了汉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领别的国家的首都(中国自己的首都，近代以来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最后一次，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前卫部队的一个副团长，还大摇大摆走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个澡。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500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地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摆脱“雅尔塔体系”是不容易的，欧洲距离这一天还要等40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至今还在继续品尝着“雅尔塔”牌的苦酒：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朝鲜半岛的分裂等，都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为了这一切，中国人民献出了14万优秀儿女的生命!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五】

一个老兵回忆，抗美援朝之前做的那些准备，过鸭绿江的真实感受

(一)

何宗光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名老兵，与1949年夏天在他的家乡湖南益阳参加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之后进军广西。

1950年7月，何宗光所在的部队正在河南漯河、新郑、长葛一线修铁路，16日，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宣布修铁路任务停止。

当时指导员严肃的问何宗光:部队有大的军事任务，你有什么想法!

何宗光想了一下，除了台湾之外，全国都已经解放，哪还有什么仗要打呢!

随后何宗光不假思索的回答:我一定跟连对一起行动。

何宗光问指导员要去哪里打仗，但指导员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追问，他知道军人的纪律，不该知道的就不能问。

两天后，部队带着武器和马匹，坐上大铁皮闷罐火车从河南新郑出发，开始一路北行，转东而去，战士们虽然知道坐上火车要去打仗，但他们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

在沿途的各大公车站停歇，地方政府为战士们准备了馒头、大饼、咸菜等食物。

到了7月22日，火车终于停下来了，战士们下车后才知道已经来到了东北辽宁的海城地区，之后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牛庄的村子里，村里一些年轻的姑娘和妇女纷纷来到部队抢着帮助战士们拆洗被褥和缝衣服，一些大妈送来了青菜和鸡蛋，她们拉着战士们的手，嘘寒问暖，和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亲热。

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的左岸，辽东半岛的北端，海城的东南方就是边境城市安东，安东位于鸭绿江畔，江的那边就是朝鲜。

其实何宗光早就看到过报纸，朝鲜战争在6月25号就已经爆发，但当时是以一个吃瓜群众的身份看的报纸，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所在的部队会与这场战争有关系，如今来到了东北的边境，战火就在对面的土地上燃烧着，虽然暂时还没有烧到中国边境，但是战士们已经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威胁。

这时候何宗光所在的部队被称作为东北边防军。

(二)

由于之前部队长年作战，随后又投入到紧张的修铁路建设，部队未能休整，战士们的体力已经大大的透支，因此部队开展了以往少见的以改善连队生活为内容的比赛活动。

当时地方政府的人员，天天忙着赶猪、赶羊到连队，因此天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每天天还没亮，战士们就听到猪叫声，他们也知道炊事班开始杀猪了，吃饭时，战士们们用大脸盆打菜，每天吃的菜不是红烧肉，就是炒肉和回锅肉，打菜时战士们要求少给几勺，多了吃不了，炊事班的战士很生气，他说是不是嫌他们做的不好吃。

日复一日吃了两个月这样的伙食，战士们的体重都增加了，何宗光摸了一下自己的胸脯和手臂，确实比以前粗实了很多。

除了要恢复战士们的体力，另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主要就是熟悉战士们手中的武器性能和操作技能。

何宗光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如今要打仗了，他渴望掌握更多的军事技术，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另外为了适应夜间战斗，何宗光用毛巾蒙住眼睛，将重机枪的几十个零件反复拆下和反复装上，他的要求是练到5分钟内可以完成。

何宗光的记忆力很好，加上苦学苦练，在军事考核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营长的表扬。

(三)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来到10月，战士们做战前准备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也很紧张，边境安东上空不断发生空战，空袭警报一天有好几次嘶鸣，特别是夜间进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

美国B-29轰炸机，多次对我国安东和辑安等边境城市进行轰炸，还派飞机对青岛和烟台等地进行袭扰，眼看战火就要烧到东北，战士们已经被美国的行为所激怒，同时也振奋着战士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之后听到一个消息，让战士们已经忍无可忍。

原来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集结兵力达33万人之多，他们在10月7日越过所谓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继续向北。

1950年10月15日，三四六团所有指战员在牛庄一个空旷的场地上，随同全师将士郑重宣告:我们都志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然后就是宣誓。

在宣誓的时候，何宗光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责任感、光荣感和幸福感充溢全身，这样的情感看不着、摸不着，但何宗光却真切的感受到了，因为此刻的祖国是多么的需要他们，或者他，这让何宗光和战士们感到无比的骄傲。

宣誓之后，新的军装发下来了，完全是朝鲜人民军服装样式，区别在于新的军装没有军衔，排以上干部的服装，衣袖和裤子两侧都镶有红色装饰线条，团以上干部一律是绿黄色呢子军装，帽子上有红色装饰线条，重要的是，为了保密，一切带有中国字样的用品统统不准带。

之后何宗光和战士们开始学习一些朝鲜语和英语，因为翻译只有师和团才配备，战士们就是被逼着学的，据说必须要学会关于“问路”的朝鲜语和英语，其他的还有“缴械不杀”、“优待俘虏”等。

对很多战士来说，别说是朝鲜语和英语，连普通话都没怎么搞明白，因此很多战士不仅学不会，也记不住，何宗光是读过书的，因此他把读音变成汉字教战士们，这样做确实很有成效，何宗光一时间成了一个大忙人，很多班都抢着他去教。

(四)

之后请战书和决心书不断地送到连长和营长处，何宗光所在的连几十份请战书和决心书，因为大都数战士不识字，因此几乎是由何宗光按战士们的意愿代写的，会写名字的战士，就歪歪扭扭的在决心书上画上他的名字，不会写的由何宗光代写，之后战士们咬破自己的手指，在自己的名字上印上血指印，表示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决心。

何宗光提到自己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战士们每摁上一个血指印，他都被战士们对祖国的赤胆忠心所感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激动的热泪盈眶。

战士们开始吃不下饭，普遍的食欲下降，他们每天沉浸在无比愤怒和焦急之中，心被煎熬着，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一天天地等待，等待着行动的命令。

战士们反复的擦拭着武器，擦得锃亮锃亮的，没有一点尘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反复的把自己的鞋带、背包解开又系上，便于找到最合适的松紧度。

驮枪驮炮的骡马也被战士们洗刷的干干净净，皮毛都看着油光光的，系在马肚上的皮带扣也被反复试扣，看看哪个扣眼最合适，马儿们被拴在料槽柱上，吃着拌有黄豆的料草，肚子吃得滚圆滚圆的。

何宗光说连队笼罩着难忍的宁静，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而战士们都知道，要想打破这种宁静，只有等行动的命令来才行。

(五)

1950年10月21日，离安东鸭绿江大桥只有十几里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此集结，待命过江，

下午6点整，连队急匆匆地来到鸭绿江边，何宗光头一回看到了鸭绿江，望见了安东鸭绿江大铁桥，桥的那端就是朝鲜的新义州，那时候天空灰暗，江面青灰，看不见浪花，十分平静，另外，东北的天黑的早，寒流也来的早，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一下。

何宗光背着一支小马枪、四颗木柄手榴弹，一个工兵用的小铁锹、干粮袋、背包和一个黄布挎包，挎包里放有牙刷和牙膏，还有几十张纸和数只铅笔，何宗光说自己身上负重40多斤，比别的战士背负的轻多了，但就算这样，他也被压的浑身出大汗。

来到了大桥头，此时夜幕降临，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穿着朝鲜人民军的服装，没有军衔，没有任何标记，就是这样的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伍，悄悄地踏上了鸭绿江大桥，去往朝鲜战场。

在大桥上急速的行进着，除了前面传来的低沉的口令声，战士们急促的脚步声，还有有节奏的马蹄声，何宗光来不及多想，顾不上张望，紧跟着前面战友的脚步，就这样走过了鸭绿江。

当他的双脚踏上朝鲜新义州的土地时，发现许多战士和他一样，不约而同的，一次又一次的回首眺望对岸，没错，对岸就是安东市，那里灯火通明。

在回望的那一刻，在何宗光的脑海中，对岸的灯光突然变成了湘西家乡的油灯，眼前闪过一张张那熟悉的面孔，此刻，多么希望和他们一起永远的在一起。

因为这一去，能不能再回到对岸那片心里热爱着的国土，养育自己长大的那片国土。

都是一个未知数!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六】

71年前的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中国人民志愿军18万将士血染疆场，把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三千里江山，其中包括开国领袖的长子毛岸英烈士。

是血与火铸就了我们这个的不屈民族。

我很高兴的是，85岁的老父亲也是受奖人员之一。父亲几年前患有老年痴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刚刚把碗放下来，还说母亲没有给饭他吃。但只要提到朝鲜，提到在三八线、开城、上甘岭，父亲混浊的眼睛好像突然明亮了许多。

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是他一生最刻苦铭心的记忆。我见过父亲得过的一枚志愿军奖章，记得上面有一个和平鸽的图像。小时我常常拿在手中玩。父亲曾告诫我：不要玩丢了,这是要随他入土的。不想后来真的被我弄丢了。直到现在我一直后悔不已。

我父亲是1956年入朝的。这时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已有3年。因此，他上过战场，扛过枪，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但朝鲜半岛上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他与他的战友们一样，时刻准备着冲锋。他把他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代，留在了三八线附近。

当美军的铁蹄踏过三八线时，中国发出严厉警告，“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发评论，列出美国的6大教训，其中之一是不与你的对手对话是愚蠢的。文章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似乎戏剧性地提前结束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占领了平壤，并逼近与中国接壤的鸭绿江边界。中国决定，它不会容忍美国军队在其边境，并警告美国必须后退，但没有成功。直接谈判可能会产生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也许是一条从平壤到元山的新边界，为中国保留一个缓冲国家。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军的加入，加剧和延长了战争。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自1840年至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是被八国联军侵略，就是被日本鬼子侵略。多少亿两白银被掳走，多少珍宝被豪夺，多少生灵被涂炭?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抗美援朝一战保证中国的70年和平。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列强把新中国看在眼里，就连战败的小日本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但抗美援朝一仗，让日本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朝鲜战争还起到了威慑作用，在中苏交恶最严重的时期，苏军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境，都不敢轻举妄动。中国以不公开的两次地下核试验，结束了苏联最后的幻想。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敢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争一较高下。

1840年以后我们屡战屡败，1949年以后我们战无不胜。抗美援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是不信邪、不信神不怕鬼的自信精神，是不畏强暴、敢于亮剑的英雄精神。它说明，貌似凶猛的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的确是一只纸老虎。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就不再害怕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不能忘记开国领袖的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狭路相逢勇者胜，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神圣义务与光荣使命!

就如今的中美关系而言，这个纪念章颁发的时机恰逢其时!这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蠢蠢欲动的一切反华势力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美国非要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一定要做个合格的敌人。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七】

71 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砥砺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振奋人心的乐章。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因此，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我们今天坚定信念、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我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强大动力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内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高度统一。要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国才有家，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古往今来，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是激励中国人民战胜强敌、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力量。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只要永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中国人民就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要热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定实践者和伟大捍卫者，国家和人民的前

途命运与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热爱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自觉与以*同志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谱写*的华丽篇章。要热爱**。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自觉坚持*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凝心聚力谋发展，努力提高综合国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热爱**，我们就要牢固树立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发扬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上下同心，不畏艰险，砥砺奋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所蕴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忠诚精神，激励着我们时刻铭记“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骨头要硬，要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进行伟大斗争，必须锻造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近代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多、割地赔款数量之巨、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深，罄竹难书。历史证明：没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不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和平就是奢望。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

盾，是人民安全的可靠保障。**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强调：“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发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强军思想的指导下，锤炼我们的人民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坚强保障。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 抗美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书上签字的将军”，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当前，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但局部性冲突、摩擦、动荡此起彼伏，战争的幽灵并未走远，种族主义、难民危机、全球性流行病等，给“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的世界带来严重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任重而道远。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体现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国际合作，超越地区与民族的狭隘性，齐心协力，共同维护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中华民族向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决不

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国际合作，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正是这一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积极实践。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八】

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这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这场爆发于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战争，打出了中国人久违了的国威、军威，是一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正义之战，其胜利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牺牲。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前苏联解密档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机会，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战争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否定[②]。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辨别“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政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则称为“625战争”。而我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入朝，对朝鲜人民抵抗外侵进行的支援战争。前者始于朝鲜南北内战，继而受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综合当时国际和朝鲜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场战争并无十分的必要，但也势难避免。[③]而后者则是在美军已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一再无视我严正抗议之下，中国人民无可选择的选择。

一、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参战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1950年，国家刚刚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巩固，人民经历了常年战乱而渴望和平，国内百业待兴。在1949年底访苏时曾对斯大林说，“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④]就在朝鲜战争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还判断，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中国要做的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同时，“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O年复员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书记处公布的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将彭德怀安排在土改委员会，[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中央还没有让他挂帅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见，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大战的思想准备。

国际上，一方面，我们将面临的对手异常强大。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黄金储备占70%，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同时拥有用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61万吨”，同时军事力量薄弱，“海军和空军还处在初建阶段。陆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既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整个朝鲜战争决策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斯大林由反对到默许朝鲜内战，但又没有阻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组成“联合国军”公然侵入朝鲜[⑧]，还撤出了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苏联又一再敦促中国出兵，但又拒绝立即提供支援。后来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还要偿还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就做出了明确反应。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⑨]。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⑩]，因而对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3]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16]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二、战则必胜的信心

无论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决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性。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出战十分困难。从后来决策过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决策的艰难。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5日，*开了三天会反复讨论朝鲜时局和出战问题。2日凌晨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主张出兵，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后亲自拟写了给斯大林的复电，表示决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尽管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所以原拟的电报并未发出，而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或有各种疑虑。[19]大家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从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参战。5日早上在中南海专门会见彭德怀，问他，“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援朝挂帅的担子由他来挑。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0]下午政治局会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朝鲜的主张。林彪提出，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1]这次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70年代会见金日成时还说起，“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正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心，对最后的决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掌控全局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只能打。而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赢，一种是输。如果赢了，不仅可以解苏、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将在政治上获得大胜;如果输了，从战争本身来讲，和不出兵结果一样，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在政治上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出战，则只能赢。出战决策的关键变成了对战则必胜的把握。从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对出战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从哪里来?

(一)未雨绸缪，增兵东北

这是第一个信心来源。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和*就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两天，周恩来受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等。根据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23]，即送审阅。当天批示：“照此执行。”[24]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正如后来自己说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是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5]8月4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6]同日，他还批准聂荣臻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5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要求边防部队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18日，要求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结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作为机动策应。

(二)精心谋划，掌控战局

这是第二个信心来源。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把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将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苏联必须提供的支援等。他认为，一旦出兵，如果能够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其第八军，无论战争是否结束，局面都会对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对美国和我正式宣战，进而从空中和沿海对我进行打击的情况。而这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等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害怕战争。因此他主张，应出动12个师，而不是5、6个，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援助的到来，再行反攻。[27]当然，这封很长的复电并未发出，但它无疑反映了当时清晰的战略思路。8、9月间，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个，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29]志愿军入朝以后，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前方的电报和各方面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争取战机。[30]在战略上，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改变了预定的防御战略，采取运动歼敌的战略，使志愿军直接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初战告捷就打下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进入相持阶段后，不给美军喘息的机会，没有急于进行停战谈判，而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采取边谈边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直到美国真正甘心坐下来谈判。在战术上，扬长避短，限制敌军先进技术装备有效发挥作用，而充分发挥我军的自身优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创造出许多新战法，如将夜间作战发展成战役规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的说法，“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

(三)事无巨细，思虑缜密

这是第三个信心来源。仅举几例。第一，采用“志愿军”番号。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早就考虑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两国直接交战的印象，把中国对抗美国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减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32]第二，谨慎处理和朝鲜方面的关系。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是又坚持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做的报告时，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话，强调，一切在朝的中国志愿军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他认为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33]第三，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美国要乱来，“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乱来，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他的观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就能打败他”。[34]第四，直到战争最后仍未放松警觉。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两天，中朝两国人民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还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强调：“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35]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把军事分界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九】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化”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电影《跨过鸭绿江》观后感【篇十】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整整71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在朝鲜半岛徐徐拉开。

那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爆发的一场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那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钢铁般的意志，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那一次，中国人民用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向全世界证明：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出兵朝鲜,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阵营的配合.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烈士当中,有抱炸药冲敌阵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挺胸膛堵枪眼视死如归的黄继光,有战友伤、自己上、炸死敌军的一级爆破英雄伍先华,有双腿伤、忍痛爬、捐躯开路的许家朋,有子弹打光拉响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孙占元,有卧火海忍剧痛、维护潜伏纪律的邱少云,有抢修桥梁保畅通英勇献身的杨连第,有战终日、歼顽敌、屡建战功的杨春增,有冒严寒跳冰窟救少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在朝鲜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有：邱少云 黄继光 杨根思 罗盛教 毛岸英等.

无数先烈的鲜血,洗染了胜利的军旗,浩荡的铁流里,我看见了长辈伟岸的身驱,是他们,在为民族争解放,为人民争自由的战斗里,创造了伟大的功勋.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更不能忘记战争中牺牲的先烈,解放军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