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

《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

　　【内容提要】《诗经》所存录的商周二代的诗歌表现出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审美观念。殷商人宗教思想的帝、祖合一，隆祭祀、狂热迷信与尚力、尚武的风格相一致。周人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与祖分立，以“德”释天命，又以“礼”节制祭祀活动，理性化色彩加重，在祭天帝、祖先的同时更重现实和人事。诗歌风格也呈现出温柔敦厚和中和之美的特点。孔子整理《诗经》，不语怪力乱神，重雅正，反怪奇，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 键 词】诗经 商周 宗教 审美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存录的诗歌最早产生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中后期(注：关于《诗经》中产生年代最早诗篇的认定，关键在于《商颂》产生年代的确定。于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二说：其一，产生于商朝中后期的公元前十四世纪左右;其二，产生于西周初年的公元前十世纪。本文从前一说。参阅杨公骥先生《商颂考》，见《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最晚产生于公元前599年的春秋中叶，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着中国上古两个重要的王朝——商朝和周朝的作品，而由商朝到周朝的过渡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包括宗教思想发生了最深刻变化的时期。对这段历史的考索，研究者除了注意《尚书》之类的政治文诰之外，也对《诗经》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诗经》不仅是表现生活、抒发感情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是记录着历史变迁、政治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化发展的历史文献。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即包含《诗经》在内。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历史的研究对文化发展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诗经》宗教思想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既可为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对其它典章制度文献作重要的补充;同时又是鲜活生动的材料，可以向后人生动地解说在上古时期，宗教对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乃至审美意识是怎样渗透和影响的。

　　一

　　商朝是中国有文字流传的最早的历史时期。从今天所见的甲骨卜辞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商人的宗教观念。宗教观念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异己力量的崇拜，经过万物有灵观念阶段而逐渐分化，随着社会关系中对抗力量的变化，一元神的崇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人的宗教思想带有很浓的原始宗教意味，从甲骨卜辞中无处不在的“帝”“上帝”等字眼来看，商代正是一元神宗教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这个至高无上的神统率着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等其他神灵，它还是人间王公的父、祖。祖宗与天帝合一的观念是殷商时代最重要的宗教观念，这在商代中后期的典籍中仍有充分的显示。当时无论是“国之大事”，还是日常生活，都要取决于这个神的旨意。《尚书》的《汤誓》和《盘庚》等篇都是当时大事的追述，那里边反映着宗教观念怎样支配政治行为。

　　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商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占卜、农业、战争、治病、祭祀等等，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请示上帝鬼神，来决定行动的吉凶可否。在商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是万能的，能够决定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的一切。只有取悦、求助于上帝，由上帝安排方能免遭灾难。人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重神道、轻人事是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与此相联系则是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这些我们都可在《诗经》的《商颂》中得到印证。

　　《商颂》共有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从这五首诗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商人宗教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商人追溯本民族始祖时表现出的祖帝一元神崇拜观念。《玄鸟》与《长发》两诗都讲到殷商民族的起源：前者开篇即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自然是远古图腾崇拜意识的遗留，同时也是商人祖帝合一观念的反映。《长发》则直言“帝立子生商”。

　　第二：商人祭祀场面的隆重与礼仪风俗的特点。《那》与《烈祖》都没有提到具体的祭祀对象，前者着重表现各种乐器的合奏齐鸣，写出场景的壮观;后者则反复祈祷神灵降临。两诗恰表现了商人祭礼尚声的特征。《礼记·郊特牲》谓：“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三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说的正是这种祭祀风俗。

　　第三：商人宗教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暴力色彩。三十年代郑振铎在《汤祷篇》追索人祭现象时已注意到殷商宗教祭祀中有“蛮性的遗留”(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卜辞中有“伐敱”、“伐芊”的记载，《尚书》的《商书》数篇也表现了殷人的这一特征。

　　与殷商人狂热的宗教情绪相一致，商人的诗歌也充满了对吞并战争的种种野蛮、凶残、恐怖、威力、勇武的歌颂和夸扬。如《商颂·长发》描写征伐海外的功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长发》诗中描写了武王伐桀灭夏的勇武：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诗中对自己以武力统一天下充满了自豪感，歌颂杀伐立功，歌颂勇武凶悍。《殷武》诗中还赞颂了讨伐荆楚的武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人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以征伐占有为荣的观念在诗中得到充分表现。商人的这种尚武尚力的精神与这个时期在青铜器上所铸就的饕餮形象的狰狞可怖、威猛凶暴相一致，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二

　　王国维先生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注：《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宗教观念的变化是变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夏、商统治者都讲“天命”，商人更是唯上帝是尊。周人灭商建国，也自称是秉承“天命”的。但对“天命”的理解和认识，商与周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周人不像商人那样把上帝作为人间一切的主宰，那样被动地去接受天的安排，而是把天命与人事既联系又分离，天命不再仅仅是上帝的一种主观意志，它还需要参验人事来进行决断，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周人看来，人的命运并不完全由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人来决定。

　　周人宗教思想的变化，是将殷商的祖帝一元神观念变为先祖与天帝既分立又配合的观念。殷商人笃信勤事上帝却为周所代，这是建立新朝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周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引入“德”这一概念，从而对天命给予了积极的解释。按“德”字不见于甲骨卜辞中。商末的文献如《尚书》中的《高宗彤曰》和《微子》中始有这个字，然而给“德”以极端强调的是周人，周的文献中凡有“天帝”、天命思想的地方，必有“德”、敬德的思想存在着。今文《尚书》中的《周书》十九篇中，始终是以“德”为克配上帝而受民受土的依据：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康诰》)

　　肆王惟德用，……用择先王受命。(《梓材》)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

　　这种“敬德”思想的出现，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商周何以易代的现实课题。《尚书》中本来就有这样的说明：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周书·多方》)殷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这里明白地显示出敬德观念之所以渗入到宗教意识中来的原因。周公一再地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周书召诰》)，《诗经》里也有商之孙子，其丽殷……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

　　这里明白地显示出“敬德”观念之所以渗入到宗教意识中来的原因。周公一再地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周书·召诰》)，《诗经》里也有“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服周”以及“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样的诗句，表明它们是在同一思想支配之下，反映到了宗教意识中的。《周颂》云：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届。(《清庙》)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维天之命》)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

　　这后一句说的“配天”是表现了把已分离的祖宗与天帝再连起来的观念。连接祖与天的中介，便是那“秉文之德”、“文王之德”、“丕显维德”……等等的“德”字。

　　其次，西周由周公开始将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格化，确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思想影响至深的“周礼”。(注：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礼的原则正如《礼记·礼运》所言“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礼的核心是规定社会关系，包括祭祀天地祖先和调节人间的各个等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周礼在祭祀中的贯彻实行，实际上有效遏止了前代商人的宗教狂热，使祭祀活动变得有序、有度，逐渐理智起来。我们在《诗经》产生于西周的诗篇中可以看到与殷商不同的场面。《小雅·宾之初筵》：丞衍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

　　《周颂·丰年》：为酒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