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励志故事：人民艺术家老舍

　　在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有一幢黑色的三层小楼，这里被英国文化部正式列为伦敦“名人故居”。这幢挂牌的“蓝牌屋”，便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英国居住过的地方，它吸引着各国人士的目光。

　　在英国得到“蓝牌屋”的30多个外国名人中，老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人，他曾经在英国生活五年，他的创作生涯由此出发，在这里，他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二马》的前半部，从此踏上了几十年笔耕不辍，用独有的深度与幽默、纷繁与精彩影响后世的创作之路。

　　出身贫苦　母亲是真正的老师

　　在老舍一岁半的时候，八国联军野蛮地攻入北京城。作为一位保护皇城的士兵，老舍的父亲顽强地坚守阵地，最后战死沙场，在那个年代里，父亲的早逝注定了这个家庭的清贫与寒苦。

　　老舍幼年营养不良，身体瘦弱，3岁时还不会说话。等他渐渐长大了，母亲想让他上学，但是交不起学费。直到9岁，老舍还是一个不识字的穷孩子。后来，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老舍才读上了私塾。

　　“从私塾到小学，再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20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在老舍的记忆里，母亲的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给人洗衣服，即使屠夫们送来漆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洁白。晚上母亲守着一盏油灯，缝补衣裳一直到深夜。母亲勤劳整洁、朴实宽厚、热情好客，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入了少年老舍的脑海中。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日后老舍的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由于生活困苦，老舍经常要饿着肚子去上学。但他最爱读书，加上聪颖好学，能背大量的古文诗词，作文和演讲更是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学校实行复读班制，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老舍常常被指定做低年级同学的代课“小老师”。

　　小学毕业的这一年，老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可是因交不起学费，第二学期他瞒着母亲，偷偷地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最打动老舍的，便是学费、伙食、书籍还有制服一律都由学校供给。

　　笔耕不辍　在文章中探索救国道路

　　“或许我没有特别的才能，但是我非常勤劳。”老舍曾这样评价自己。事实也是如此。他在有限的生命中，笔耕不辍，在不懈的奋斗中，写出了一部部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

　　26岁时，老舍来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师。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颇具规模，老舍在伦敦的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平时，他除了上课就在这里读书、备课、休息，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幽雅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后来，在回忆英国的生活时，老舍说：“我希望有机会再到英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正是从这里，老舍迈出了写作的第一步，他使用廉价的练习簿，用了大约一年时间，完成了处女作《老张的哲学》。1926年7月，《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这给他很大鼓舞，也激发出了他的文学潜能。随后，他在英国又完成了《赵子曰》、《二马》两部长篇小说。

　　1930年，老舍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创作热情高涨的他，在船上便开始了创作。他在小说中描写一对在伦敦的中国男女，穷男人救了富家女，然后俩人恋爱，男的坠入情海，女的只拿爱情作为一种应酬与报恩，结果把那个男的毁了。小说写到4万字，因路费不够，老舍不得不在新加坡下了船。盛夏的新加坡如同烤炉，老舍就像拿着介绍信一样拿着刊有他作品的《小说月报》，到处去求职。最后，他谋得了华侨中学国文教员一职。在新加坡的这段时间，老舍目睹了许多漂洋过海的华人，为建设自己的家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老舍意识到，相比之下，自己之前小说里的儿女情长，立意显得太“小”了。他要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这些真正好汉，他希望通过他的小说，把他看到的精神传播弘扬出去。

　　就这样，老舍边工作，边攒钱。他终于筹足了盘缠，辗转回到国内，到山东齐鲁大学谋了教职。回国后的老舍，离人世间的悲惨更近了，他文章中的爱国之情也越发地明显。他在小说《大明湖》中，描写了一对母女的悲惨遭遇，写出了家国的命运。老舍将书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社。就在即将发表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炸毁了商务印书社，包括老舍的这部小说，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3年后，老舍重写《大明湖》，但最终只写了几个片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牙儿》和《黑白李》。

　　从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面对国仇家恨，老舍提笔完成寓言体小说《猫城记》，希望当时的国人通过猫国的悲剧惊醒，振奋起来。就这样，老舍的作品在不断探索中走向成熟。

　　《骆驼祥子》的成功是老舍艺术创作上的高峰，老舍用了半年的时间入迷似地搜集材料。他意识到：“车夫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这个劳苦社会。”就这样，一部描写洋车夫的小说便在老舍的头脑中酝酿成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使得老舍终日在书桌上奋笔疾书，《骆驼祥子》打响了老舍“职业作家的第一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成为抗战文艺最积极的实践者。民族危在旦夕，但中国的一些城市还处在“赌无禁，烟公卖”的奢华淫靡中，全国文艺工作者云集武汉，老舍在此遇见了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诸位先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阻止民族的继续堕落，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实际负责人)，任职达8年之久。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中坚力量。在他的影响下，爱国文人们一致对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文人团结的最好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老舍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置身于抗战的洪流中，操劳着工作事务。且不说敌人的空袭骚扰，环境的喧闹嘈杂，打乱了老舍的生活规律，紊乱了他的作息时间，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写作。老舍没有怨言，他了解战争的残酷，更体会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

　　1940年冬，老舍因赶写剧本患上了头晕症，加上长期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他又得了贫血。由于抗战到处流浪的生活加上饮食不当，病魔一直如影随行地跟随着他。每当疼痛和疾病袭来，老舍也知道自己应当休息，或者吃一些补血的食品。但物价上涨，而稿费无增，文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老舍没有因为疾病和贫困停止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来，他就会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写作，直到头晕得厉害时，他才把笔放下。

　　这一年的春天，西南联大常委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杨振声致函老舍，邀请他到西南联大教国文，被老舍一口回绝了。他不想因为教书而耽误了“文协”的工作，不愿因图轻松辜负大家的期望，更不想因此耽误了自己的写作，为一点固定的收入搁下手中的笔。对老舍来说，笔是他的武器，他的资本，也是他的生命。他始终把写作放在第一位，他的写作是诚挚的、非功利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放不下手中的笔。

　　高涨的爱国热情，推动着他的文艺观不断革新，《四世同堂》就这样诞生了。抗战，使老舍的写作范围突破了以往的市民生活，他将眼光专注到抗战背后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消极抗战，官员借机发国难财。老舍将这些现象用讽刺剧的形式刻画出来。

　　1949年，老舍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他对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走过旧时代的他，把北京看做一块宝地，真诚地投入了新生活，重新点燃起创作的激情。老舍的儿子舒乙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品质便是勤劳，“我觉得，很偶然托生在他的身旁，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影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和父亲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