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阅读：远去的大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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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宜昌人所说的大南门其实就是环城南路穿过沿江大道进入滨江公园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花坛中间有一大一小两个大象的雕塑。有趣的是，一些号称文史专家的人居然张冠李戴，把这里说成是大南门的旧址，就和某个知名专家在解释赵铁公当年为什么不拆大南门给出的理由居然是“关圣楼的香火很旺”一样贻笑大方。想想现在浮躁近乎荒诞的文史市场，某某人的后代都能出来满嘴“跑火车”的对他们的父辈当年经历的一些历史指指点点，也就是那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而那座曾经雄踞在长江边上的大南门的真实位置应该在现在的环城南路与璞宝街、南门后街交叉的十字路口附近，这一点可以从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制作的《宜昌城区形势略图》和那本1985年版的《宜昌地名志》里面得到证实。之所以距离现在的江岸太远的原因，不过就是宜昌沿江一带的地形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时候，将三江开挖的土方倾泻在当时从镇川门到九码头的沿江一带，就使得宜昌中心城区的江岸线向江心整整推进了八十米，现在的滨江公园的全部、沿江大道的大部都是后来在那次开挖和填埋中产生的。

　　县长赵铁公因为收了关圣楼的住持和尚隆湘的好处而保留了大南门，那座在1930年就成了宜昌唯一的一座城门的大南门自然香火鼎盛，加上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重建和以后的小修小补，关圣楼就成了宜昌一景。这座城楼不仅见证了上游码头随着木船货运价格的'降低、货运量的萎缩而出现的衰落，也见证了下游码头的崛起；不仅见证了宜昌人对关公的崇拜，也见证了宗教信仰的魅力。

　　关圣楼的住持隆湘就是没有想到，他多方走门路、塞包袱才保下来的大南门却没能阻止国军的溃败、日军的入侵。虽然1939年4月，冯玉祥在宜昌督练新兵，还曾登上关圣楼发表演讲，并赋诗一首：“春秋阁上读春秋，关公旧舍已不留，后人建阁表崇慕，大忠大义万古流。我为抗倭到此地，注目江水思贤侯，盼我同胞矢忠勇，效法先贤报国仇”来鼓舞百姓抗战到底的士气；蒋介石也对宜昌快速失守、大批囤积在宜昌仓库的军用物资、枪炮子弹和药尽落敌手，国军将领在战前就脱离部队逃之夭夭，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国军居然不堪一击而痛心疾首，称此役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日方也认为那是蒋委员长在抗战“最感到危机的时刻”。

　　1940年6月，侵华日军的飞机在进攻宜昌前夕，曾经对这座城市进行过狂轰滥炸，造成无数的房屋被毁，死伤无数，大南门和城楼上的关圣楼却岿然不动、丝毫无损。人们就传言称，那是因为关公显圣，站在大南门楼上挥舞袖袍就把一颗颗炸引向河滩。这不过就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说法。宜昌失守以后，这一带成了难民区，关圣楼中的关公塑像也被毁坏殆尽，变成了小日本的岗楼，出入大南门都得向日本兵点头哈腰、出示良民证。

　　抗战胜利、宜昌光复以后，那个隆湘大和尚也回来了，将那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关圣楼进行了简单修复，连泥身菩萨都没有，就只是供了块牌位，让宜昌人有一个拜佛的地方。可是今非昔比，一则是当年的那些逃难出去的有钱人要么死在外地，要么也变得囊中羞涩；那些官老爷都在争抢胜利果实，还没有这份闲心；那些文人雅士倒有这份雅兴，可美国人的救济不好吃；普通民众要么家破人亡、要么身无分文，连个安身之处都难以找到，何来心思烧香拜佛？关圣楼的香火自然而然的也就今非昔比，不过养活几个和尚道士倒是问题不大。

　　问题来自1949年宜昌的解放，那个时候的人民政府在扩大生产、活跃经济的同时，也很注重市政建设。到了1951年，政府决定扩修环城南路，这才最后拆除了那座早就破烂不堪的大南门的城门洞，几块旧木板搭建而成的关圣楼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1954年荆江发生特大洪水，在政府的指挥下，一夜之间，大南门附近的那么多被无数鞋底磨得发亮的青石板被紧急运往荆州沙市抗洪前线去封堵决口，这才使得后人连大南门的基本方位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