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献的唐诗研究

陶敏献的唐诗研究

　　陶敏，唐诗研究学者，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生于1938年12月14日，逝于2013年1月17日，享年75岁。

　　晚起打开手机，看到陶敏教授来电的未接显示，马上拨回去，接听的是他的女儿陶红雨：“爸爸在今天早晨７点５５分去世了。”真的很意外，很悲痛。虽然知道他患肺癌已经多次化疗，好像已经趋于稳定，他也始终坚持体育锻炼。前年8月在北京宽沟开海峡两岸唐代文学会议，晚上去打保龄球，他每局都能达到150分左右。去年9月我与他一起资助的凤凰女孩来上海，在外滩与他通话，他在营口亲戚家度暑，中气充沛，显得很健康，怎么说走就走了。我马上与他的助手李德辉教授联系，才知道他在1月5日因病情恶化，住进湘潭市中心医院，仅隔十多天就离开了人世。此前两天还让

　　我认识陶敏颇富戏剧性。1986年4月，在洛阳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会长程千帆教授特别奖掖年轻人，天刚亮就敲我房间的门，夸奖我刚发表的《杜诗早期流传考》将他早年作《杜诗伪书考》没解决的问题说清了。我大感惶恐，当晚就到他房间请教，恰好他送客出门。坐定，程先生说刚走的客人是湖南的陶敏，这次仅能列席会议，但他对唐代文献全面而细致的理解，今后一定可以有大成就。就这样，我与陶敏擦身而过。回去后看到上海古籍《中华文史论丛》刚发表他的《陈陶考》，从晚唐到宋人典籍记载中揭出唐诗人有两个陈陶，一位生活在唐宣宗前后，与晚唐诸多诗人有交往，另一位是南唐时期洪州的修道者，也能诗，但作品不多。举证的丰备，考订的坚确，验证了程先生识人的眼光。

　　与陶敏认识且有过往，应该是在两年后了。我那时做全唐诗文的辑补，他则做《全唐诗》所见人名的辨析和诗人生平的考释，对一代诗文有共同的兴趣，和不同立场的诠解，因而有较密切的交往。九十年代前中期，有两件事使我们的学术合作很密切。一是《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一群学者合作希望完成闻一多、李嘉言等前辈重定唐诗文本的遗愿，几年间开了许多次会。二是《唐才子传校笺》的补正。元代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记录了约400位唐诗人的生平，原书在日本发现后，日本学者有较简明的校注。傅璇琮先生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觉得这本书影响很大，但许多记载都是二三手材料，应该作全面详尽的校笺，以期全面揭示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命历程。傅先生从1983年开始约集全国著名唐诗学者分担此一责任，持续十年，到1993年出齐四厚册约150万字，是那时唐诗人生平研究最重要的'结撰。陶敏与我认识傅先生稍晚，当时没有参与，书出后傅先生希望给以具体的批评，陶敏很认真，逐条批核，历时两月，居然写出了15万字。傅先生是坦荡的学者，对陶的意见极其珍视，但稍显尴尬的是15万字附在原书后太多，单出一册又太少，于是与我商量，嘱我也将所见写出。我为做全唐诗文校补，那时几乎翻遍了四部群书和新出文献，因此补充了许多原校笺未及的史料，居然也写到15万字。两部分书稿由我拼贴定稿，因此而体会到陶敏在精读唐代诗文所涉人、事、时、地等细节时，努力追求还原唐诗人生平的可贵努力。这本补正作为《校笺》第五册出版后，获得不少肯定，北京学者曹汛曾有陶主内证而陈重外证的评价。

　　最近二十年，陶敏著作如井喷般连续出版，论文超过百篇，学术著作则有《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998年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前书增订为《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11月，2007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中唐卷（分别与傅璇琮、李一飞合作，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唐代文史考论》（与郁贤皓合作，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6月），《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与李一飞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2月），《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4月）、《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2月）。古籍整理著作则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与郁贤皓合作，中华书局1994年5月），《韦应物集校注》（与王友胜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与易淑琼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11月），《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与陶红雨合作，岳麓书社2003年11月）。已经完成等待出版的著作有他主编并主要执笔的《全唐五代笔记》，已撰写过半的著作有《元和姓纂新校新证》等。总字数超过一千万字，内容则几乎覆盖了唐代文学各领域的所有作家作品，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达到国内一流。

　　?陶敏1938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沙坪茶子山，1955年在长沙市第三中学（原明德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在《作品》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抒情诗中的我》（笔名既白）。1958年初被口头宣布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安排到学校修膳组劳动。1959年分配到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农场劳动。他老实说明自己是右派，但到次年要摘帽时，才发现档案里并没有结论，于是组织外调，戴帽及摘帽仪式一并完成。1961年，调到四平市的省农业机械厂（后改名四平收割机厂），历时十八年，先后做过工人、农民和小学教员。直到1978年，方调到湘潭师专外文科，任外国文学及现代汉语教师。1983年，到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开始专业教学与研究。他大学后荒废了二十多年，四十五岁始进入专业队伍，虽然年长我十四岁，似乎学术出道时间差不多，他为人又随和，不摆大前辈的架子，我对他一直随意称呼。

　　近代以来，唐代文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首推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人都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都很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在学术取向方面则有很大不同。陈寅恪秉承家学，又曾长期游学欧洲，他更关注从宏观上揭示中古文化的特点以及民族、宗教、制度、家族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岑仲勉则试图在校订全部唐代文献的基础上，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文学的全部细节和真相，包括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中的历史演进。两人在学术细节上虽然有许多分歧，但都以阔大的气象和探索的勇气，为后学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在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唐代文学的诸多研究学派中，从傅璇琮、陶敏到我，都属于立足唐代本身研究，试图在诗人的生活道路、诗人的写作过程、诗歌的写作本事和具体寓意等方面，尽可能完整地揭示真相，还原事实。就此点来说，更多承袭岑仲勉的工作。因为这样，我对陶敏的上述著作及其达到的成就，有很切身的体会。他在回归学术之初，主要做刘禹锡诗歌的笺释解读，与一般唐诗研究者路数差别不大。但达到一定深度，他就发现，在刘禹锡一生交游的诸多人物中，有的正史有传，生平线索大体清楚，更多的则史籍中仅留下片爪只鳞，要理清很不容易。从宋代以来无数唐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大多根据传说事迹和常见诗歌，诵读并理解唐诗，体会其从遣词命意到兴象谋篇的成就，加以模仿写作，很少作客观科学的探究。现代学术的起点，首先必须是文献准确，事实清楚，然后再予以研究。唐诗虽然已经有逾千年的研究史，但还是缺漏错讹极其严重，而且所涉史事极其纷繁，诠读更为不易。陶敏的工作大体以岑仲勉为起点，以清理岑氏的遗著《元和姓纂四校记》为基础。唐代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由无数家族和各层官员，以及不同地位的仕庶人等组成，史书仅能记载很少高层士人。《元和姓纂》是林宝为朝廷加封授爵而编成的士族谱，如同无数枝条的大树般记录了唐人的世系家牒。前举岑著则是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几乎将该书所载数以千计的人物履历弄清楚了。陶敏以此掌握全部唐代人事关系的谱图，加上他对唐代存世文献的深细理解和对新见文献的及时掌握，他的学术研究在多个层面展开。

　　《全唐诗人名考证》及其增订本《全唐诗人名汇考》，是陶敏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后者多达120万字，为五万多首唐诗诗题、诗序、诗篇中所见唐代人名逐一作了解释。比如最常见唐诗中《夏日南亭怀辛大》、《戏作花卿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中，与诗人有关者为谁，书中逐一给以说明。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不涉猎极其广泛的文献，没有超强的记忆和敏锐的感悟，很难完成。这里摘录陶敏文章中提到一段与我有关的往事：“记得1990年在西安参加编纂《全唐五代诗》的筹备会，和陈尚君住在一间房里，他从书店买回了几本《文博》，随手一翻，发现其中提到西安出土的天宝十四年《唐故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铭》，猛然想起王维集中有一首《宋进马哀辞》，两相对照，宋进马果然就是宋应，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和尚君不禁相对抚掌大笑。如果平时脑袋里不是装满了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条资料就会失之交臂了。”全书无数人名的澄清，就是这样逐一积累起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为他考辨作品归属，考索诗人事迹，提供了无数线索。

　　《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收录陶敏三十年间重要论文七十多篇，内容涉及辑佚、年谱、书评、专书研究等多种类型，最具学术价值的是一组唐诗甄别辨伪的论文。如《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认为《全唐诗》周繇下所收大中间在襄阳与段成式、温庭筠等唱和诗，是另一位作者元繇的诗歌，从《唐诗纪事》开始就弄错了，祇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下保存了一处元繇的署名。在理清周、元二人的生平轨迹后，确认这组诗与周繇无关。再如《全唐诗·牟融集证伪》一篇，指出牟融其人明中叶以前无闻，从朱警《唐百家诗》开始出现，其中记载的唐代著名人物居然横跨了几个时代，而另一批人物则属明代著名人物，再从地理、典故等加以佐证，确认此集为明人伪造。另如考证同时与白居易、刘禹锡来往酬唱的有两位卢贞，考证李白送贺知章诗为伪作，考证《大唐新语》之不伪和《龙城录》的必伪，也都堪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