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白居易诗歌的道教情怀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在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尊崇，迎来了其发展的全盛期。唐代统治者为顺应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阀世族的传统，追崇老子为自己的祖先，以提高自身的身份。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道教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即所谓“道举”。道教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又是一个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时代，在思想领域，儒、释、道三教调和，文人大都周流三教，取其所需。虽然整个唐代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略占优势，但道教在唐代社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以“儒家子”自居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以礼佛出名，其实他同时也是道教信徒。白居易在诗中说：“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1988 年版)白居易与同时代士人一样，服饵炼丹、求仙访道，佛、道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行为方式。白居易的人生观实际上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并把道教教义身体力行地运用在现实人生中，他的诗歌中也处处洋溢着道教情怀。

　　一、“贵生”的人生观念

　　道教贵生重生，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像神仙一样自在逍遥和长生。在道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太平经》说：“人命至重，不可须臾。”东晋神仙家葛洪明确地肯定生命的意义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抱朴子·内篇·勤求》)司马承祯也说“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坐忘序》)“道教信仰的核心是对生命的肯定和对永生的追求。”(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所以道教从根本上肯定了现实人生，形成了珍视生命的“贵生”人生哲学。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明显可见作者对衰老、疾病、死亡的关注，他极其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白发”、“病”、“老”、“死”等字眼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例如以“病”为题的诗歌，如“卧病”、“咏病”、“病中”、“疾”等。经统计，白居易诗歌中“病”字出现竟然多达 400 多处，数量之大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白居易本来身体欠佳，所以他极其关注身体上的细微变化。白居易又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烈的生命意识，故而他比其他健康人更痛楚地感受到疾病对于生命的威胁，屡屡在诗中吟咏自己的衰老与疾病，如“老辞游冶寻花伴，病别荒狂旧酒徒。更恐五年三岁后，些些谈笑亦应无?”(《衰病》)“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老病幽独偶吟所怀》)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自觉二首》)不管是哀叹感伤还是故作旷达，其深层心理都是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对于死亡的无奈与恐惧，都充分体现了白居易的“贵生”思想。

　　另外，白居易的“重人贵生”思想还体现在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命运的关注上。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女性题材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白居易笔下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举凡失宠的妃子、艰辛的贫女、遭黜的宫女、失意的伎人，都被他一一描绘，用以揭露女性命运的不公，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如《长恨歌》中对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爱情不由自主的歌咏与赞美;《上阳白发人》、《后宫词》、《陵园妾》对于禁锢宫中的宫女的悲惨命运的大声疾呼;还有《代卖薪女赠诸妓》对底层劳动妇女的苦痛的同情，无不倾注了作者深沉的情感，他感叹“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简简吟》)从白诗中看，白居易的女性观与道教的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继承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其“贵生”思想也包括“爱阴”、“护阴”的内容，尤其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太平经》主张要使女性找到各自的夫家，自食其力，不要让她们被休弃回家而使父母愁苦，还认为人皆具有使生命延续的本能，若不从事传宗接代的任务，对天地来说是一件凶事，“不敢复传类，不而复相生成，故凶也”。

　　道教的“贵生”思想还体现在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凡万物生自有神”，道教教义认为世界上一切生命都受命于天，都有求生的本能和成仙的可能。人类作为万物之一，也应该尊重多样的生物，保障它们的生命权，不可随意杀戮哪怕是不起眼的小生物，所以要“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无取幼稚给人食者。”(《太平经》)白居易的“贵生”思想也是推己及人，直至世间万物。白居易是一个敏感多情的诗人，他对世上一切美好的情事，山川树木、花鸟鱼虫、清风明月、季节迁换都有着比旁人多的爱恋与珍惜之情。白居易惯骑的白马死去，他“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忌情题二十韵》)以至于黯然神伤，久久不能忘怀。

　　二、“乐生”的人生策略

　　佛教祈求来生的解脱，而道教对生命则积极追求，在“贵生”的基础上，提出“乐生”的达观态度，追求现世的快乐享受，追求个体生命自身的安全与长寿。《太平经》认为“乐生恶死”是天地之性赋予天下人共有的本性，是人的真实本质，其《乐生得天心法》章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将乐生提到与天地本性的地位。道教还把能够活到最高的寿命作为修炼的目标。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说：“道教是以生存为乐，以生存的舒服为大乐，以舒服的永远生存为极乐的。”既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安享尘世之乐，就是享受现世的快乐和生存的美好洽意，这就是道教的追求目标。

　　白居易接受了道教重视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而中唐的社会风气本就“主生”、“主乐”。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都尽可能追求长生，追求享乐;在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铸造下，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保证自己在获得物质方面享受的前提下，还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特别是他晚年经济状况尤其优裕，他更是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极其重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舒适，如“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闲居》)他注重生活环境的优美，对于旅游、饮食、音乐、舞蹈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精心营造自己居处的环境，“所至处必筑居”(葛立方《韵语阳秋》)，在退居渭村时“构亭台”，被贬江州时造“草堂”，卜居洛阳时兴致勃勃地指挥手下“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春葺新居》)，不管处境如何，他都尽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舒适和美观。白居易还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甚至兴味盎然的指导家妓编排乐舞《霓裳羽衣曲》，他自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可以说他动用了一切手段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快意乐趣，尽情地享受夜夜笙歌的世俗之乐，过着“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的欢乐生活。白居易积极享受人生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实践了他所信奉的道教的“乐生”理论。

　　三、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

　　道教从道家与玄学中吸取了自由逍遥、放任无拘的精神追求，葛洪的《抱朴子·金丹卷》中说：“任意所欲，无所禁也。”《太平经》中还说：“夫道者各为其身，不为他人也。”所以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与无拘无束，看破虚名浮利，凌傲王侯富贵，对现实支配法则持不屑和反抗的态度，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当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时候都以此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江州被贬后，宦情日减。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超脱于党争之外，留连于诗酒之中，摒弃功利欲望，白居易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并且亲自实践。“中隐”既不是隐于山林的小隐，也有别于隐于朝市的大隐，而是以闲官、散官为隐。这样既照顾到个人生计问题，又与仕途保持安全的距离，虽然不如真正的隐士那般清高脱俗，但是在内蕴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气质。其根本上是将人生的价值关怀由出仕转变为自适，投注到自我真实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求中，在平凡的生活中达到审美的提升。

　　《抱朴子·内篇》说神仙分为三个等级：“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道教中的“地仙”就是大多如闲云野鹤般四处游览，借清幽山水让精神获得相对的恣放和自由。白居易被道教奉为“地仙”， 但是他对此有更深的理解。他说“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身闲当富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只要是内心保持超脱名利的非功利人生的态度，那就是“地仙”了。白居易还经常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时时以通达的态度面对不如意，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保持知足常乐的心境。陈寅恪的《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指出：“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而且“白居易的‘知足’源自老子的‘知足不辱’。”笔者认为白居易随缘自足的思想可能也受了禅宗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的思想与道教知足守分、遂性自适的思想也不无干系。

　　不过，白居易对道教并不是完全服膺的，他也写过怀疑道教神仙术、炼丹术的诗歌，如《新乐府·海漫漫》、《梦仙》、《对酒》、《罢药》等。白居易一方面否定丹药一方面又热心尝试炼丹服药，这样前后矛盾的行为也恰好反映了白居易宗教观念的驳杂与其思想的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