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白居易讽喻诗中“兼济”情怀的诗歌表现

　　导语：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而讽喻诗中所表达的“兼济”之志又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深刻情怀。白居易在前期集中创作大量的讽喻诗，目的就是为了通达上听，裨补时阙，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志向。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

　　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层统治者。在《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轻肥》前面描写“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的盛大和酒食的.丰美，结句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捕蝗》中，写蝗虫肆虐，殊不知“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统治者借蝗灾发民难财，这种卑劣的做法怎能不让人切齿?《官牛》是借官牛来讽刺当朝的统治者只注重自身的享乐舒适，却不能体会到民众的辛酸：“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买花》中的田舍翁：“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社会贫富悬殊的讽刺，一丛盛时的牡丹居然相当于十户中人的赋税，何等的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类，是对怀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对有才之人得不到应有赏识的哀叹和惋惜。放眼社会，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庸者位尊而贤者贫贱的不公现状，是贤才遭妒和小人当道的混乱世道。诗人也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重用贤德之才，惩诫投机取巧的贼眉鼠辈，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于元和五年，闻知孔戡死讯的白居易潸然泪下。对孔戡的遭际，白居易说“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最后，白居易发出了“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的感叹。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样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对孔戡遭际的哭泣，也是对同病相怜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开篇说"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首先对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会上歪风盛行，小人当道，"奸豪与巧，非不憎且惧”，“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一种痛斥和批判。

　　总之，不论哪一类诗歌内容的讽喻诗，白居易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能通达上听，裨补时阙，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重用，希望以此来帮助君王补察时政，从而实现自己济世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兼济”之志。所以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兢兢业业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