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的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 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闲适诗

　　闲适诗为古诗中注重诗歌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超越的一种流派。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给闲适诗的定义为：又或公退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起源：

　　从归隐派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露出一片淡泊闲适之情不难看出，他是闲适诗的鼻祖，但把闲适诗学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当属白居易，他奠定了闲适诗学思想理论基石。 在他的《与元九书》：“至於‘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理论渊源：

　　诗歌理论

　　白居易给出了明确的闲适诗诗歌理论。在他的眼里，闲适诗是讽喻诗的补充。如果说他在设计讽喻诗理论时完全没有将个人的情感和个人需要考虑进去，是志在“兼济”的话，那他的闲适诗则开始考虑个人情感的需要，“独善”目的非常明确。如果说讽喻诗是政治愿望的体现，带有很大理想成分的话，那么闲适诗并不考虑诗歌的社会价值，而是注重诗歌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超越，以满足他对个人心灵空间的追求，满足他对人生的形而上学思考。

　　两大源流

　　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需求既表现在人世的社会性需要上，也表现在自我精神超越的个性需求上。这构成了中国诗学的两大源流：一个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诗学观，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代表性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理论、荀子《乐论》的理论、《毛诗序》等理论，当然也包括白居易的讽喻诗理论。一个是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以抒发个人情感(包括个人形而上学思考)为目的的诗学理论。闲适诗学理论即是在后一种背景下形成的。

　　重大变化

　　东汉以后，由于文人个人意识觉醒和个人命运的不稳定，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潮流。其中陆机提出“缘情”说可以说标志着诗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在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诗学理论长期以来受到肯定之后，以个人情感抒发为基础的“缘情”诗歌开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陆机的“缘情”之情，已与“诗言志”理论有很大差异。他的情，主要是指个人的感情，和魏晋以来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觉醒有直接关系。陆机抒发的情大多是“悲情”，这与他倡导“应、和、悲、雅、艳”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陆机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

　　陶诗鼻祖

　　白居易的闲适诗所谓的“吟玩性情”者，也是以个人感情为基础的。从创作上，陶渊明对白居易有重大影响。陶诗流露出一片淡泊闲适之情，可以被看作闲适诗的鼻祖。陶诗的淡泊之情是自然流露，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白居易的闲适诗学思想却有着高度自觉。

　　闲适诗学思想可以说是白居易最有独创性的诗学思想，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白居易后期的诗学观念中，闲适诗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白居易还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闲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