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作，其主题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本文主要分析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多重含蕴。

　　长恨歌

　　醉吟先生的诗文以“童子解吟”为赞誉，其以“诗王”名号留世，创作了不少语言通俗却又饱含深意的诗文，如清朝赵翼如此评价醉吟先生的一首诗：“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长恨歌》述说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不禁在妇人见“喜闻而乐诵之”，但其的创作主题的多重性颇为现代学者所争议。所争议的，大体归纳于以下三种主题：第一，爱情和讽喻主题;第二矛盾主题;第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一、爱情和讽喻主题

　　《长恨歌》的取材沿袭了白居易以往的风格，取材于真实事件。诗文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确有其人，诗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荒淫的生活景象，讽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引起的国事荒废，外戚霍乱;另一方面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又对杨贵妃和唐玄宗阴阳相隔，相思不得相见的遗恨表现了同情和恋爱。不论如何，此诗始终以坚贞不渝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主线贯穿其中。

　　《长恨歌》中，白居易着力写了三情――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深情，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隐去了杨玉环原为唐玄宗儿媳妇这一史实，而是写“一朝选在君王侧”，也隐去了安史之乱，略写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使得全首诗的忠贞爱情基调奠定下来，而为后来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和痴迷的苦情做了铺垫。突如其来的变故，上阕的欢乐与下阕的悲凉更是显出了爱情忠贞之可贵。再联系到白居易自己的爱情背景，与湘灵相爱不能相守，整首诗文的爱情基调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此诗创作于公元806年，此时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场，其抱负满满等待施展，而白居易为宦之时，写诗多为补察时事，由此推断，此诗确应当含有讽喻的意味。而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阕多写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误了国事，下阕多写帝王爱情的遗恨之情。关于爱情与讽喻的主题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王运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其实讽喻帝王要规行矩步，还是讽喻古代女子堪为玩物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