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导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原本是宫闱秘事，却被后人传诵至今，甚至于提升到能同梁祝相媲美的审美高度，这不得不归功于历代文人的墨润。

　　白居易的道教情结在诗歌中体现在他套用了道教的三大母题。

　　一、角色母题――仙真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远古神话，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神话谱系。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主角――仙真。陈耀庭先生将道教神谱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先天尊神，都是出于天地未分时的先天真神，例如：三清、三官、四灵二十八宿等。第二层次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都是由凡人学道、修道后成真的后天神明，如八仙等，是道教徒自己创造的新神。三是长期流传于民间并受到道教供奉的俗神，例如门神、财神、妈祖等。”[1]《长恨歌》既然是放在一个道教神话文本中记叙故事的，那么主人公和道教有何关系呢?

　　《长恨歌》开始是这样拉开唐杨爱情序幕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从 “人未识”、“一朝选”这样的字眼来看，二人相识之前杨玉环是冰清玉洁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杨玉环在皇宫之中最初的真实身份，曾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并未提及杨玉环曾经是唐明皇的儿媳妇一事，难道仅仅是慑于皇家权威有所忌惮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后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呢?唐明皇是如何“误导”舆论、掩国人耳目的呢?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杨玉环在735年被册封为寿王妃(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妻)，五年后(740年左右)她被度为女道士，并起道号“太真”，又五年(745年)唐玄宗召她入宫，并册封为贵妃。原来，杨贵妃曾经被“度”为道人――问题的关键在此。这件事记载在众所周知的唐玄宗741年亲自颁布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批复了杨玉环的申请：”……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2]意思大致是：值此皇太后忌辰，杨氏玉环期盼为亡灵祈福，因此请求出家超度，这种高雅的情志实在难以违背;为了敦促宏扬此道德之风，特满足杨氏这一由衷请求，批准其为女道士。按照道家的说法，出家就等于了却一切尘缘，隔断与世俗的一切瓜葛(包括与寿王的夫妻关系)，杨玉环也等于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因此白居易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算是在宗教上获得了认可的权威性。至此，这个被赐号“太真”的杨玉环凭借道教实现了大变身，由俗人变为道人，几年后，当她成为唐玄宗的贵妃时，自然也就轻易得到崇信道教的唐人们的谅解。这点隐藏在历史尘埃之下的事实被白居易信手拈来作为叙述前提，奠定了全诗充满道教味道的神话基调。从后文杨贵妃死后位列仙班来看，她在道教的神话谱系中应该归类为第二种仙真。于是故事的女主角带着道教光环闪亮登场。

　　二、观念母题――羽化登仙・彼岸世界

　　道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他们相信人人都可以得道成仙。某些道士有“通灵”的特异功能。失去杨贵妃的唐玄宗相思成疾，苦不堪言。于是他找来“临邛道士洪都客”为他招来杨贵妃的'亡魂，以慰藉自己的相思苦。岂知杨贵妃生前虔诚修道，死后既不在“碧落”也不在“黄泉”，而是到了道教徒神往的彼岸世界――“蓬莱仙山”。

　　彼岸世界是神话特有的主题。道教的彼岸世界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和蓬莱山，《史记・封禅书》这样记载蓬莱仙境：“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3]道教依然沿用了蓬莱仙山母题，白居易从激赏二人的爱情出发把死后的杨贵妃安置在了蓬莱仙阁。

　　白居易对蓬莱仙境的着墨不多，却已仙味十足。“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虚幻辽远、云蒸霞蔚、仙人游逸，这分明就是与人间迥异的“天堂”。再看杨贵妃，她不但花容月貌梨花带雨，而且她的仪仗排场令人咂舌，她的居所“金阙西厢”、“珠箔银屏”、“九华帐 “已是极尽奢华，在她身前供她役使的居然是吴王夫差的女儿小玉和西王母的侍女。可见，她在神界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当唐玄宗乃至善良的读者获悉生前显贵的贵妃娘娘登仙后地位有增无减，他们郁闷伤感的情绪该获得多大的舒展与慰藉。

　　三、情节母题――人神殊途・飞神驭气

　　正如曹植不能与梦中的洛神交好一样，由于人神殊途，唐玄宗也无法与升仙的杨贵妃再续前缘。为了让唐玄宗与杨贵妃互通信息，白居易又一次借助道教，引入道士的变化之术(法术)――飞神驭气沟通世俗与仙界。 　　“驭气“是道教非常重大的法术，这类法术的要义在于使得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自然规律的束缚。变化时，方士自己在原处不动，六神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4]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徒。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记载了当时这类的变化之术，在汉代就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东汉时期变化之术成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唐，皇帝大都推崇道教，迷信法术。唐玄宗也渴望依靠道教延续他和杨贵妃的不朽爱情。道士施展驭气的法术给唐玄宗带回杨贵妃的一半钗盒，还捎回杨贵妃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虽然诗歌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唐玄宗的相思之苦应该是得以缓解，并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四、神话思维对作品的填充作用

　　道教承袭原始神话来张扬其教派的神性色彩，而白居易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又将道教神话加以剪裁涂缀，制成符合唐杨爱情传奇的霓裳羽衣，把一件原本不太光彩的宫闱秘事套上神话的光环，以致歌咏千年，流传至今。这不得不归功于宗教神话思维独有的优势和特征。

　　首先，神话思维可以突破世俗思维定式和艺术禁忌，充分拓展审美空间。例如，杨玉环通过修行斩断前缘净身还俗，唐玄宗通过方士作法与亡者沟通，这些神话中才有的思维方式使得白居易敢于冒“唐玄宗乱伦“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大写特写二人的爱情故事。这不得不归因于道教，也归因于那个信道的时代。

　　道教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信仰和崇尚道教是社会时尚，李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道教狂热分子。白居易把二人的故事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描摹，用神话过滤了他们在世俗的悖谬，不但博取后人的同情，而且提升了故事的审美层次，使之成为可以与梁祝媲美的美学对象。

　　其次，神话所营造的上下无极、浩瀚无边的仙人世界为白居易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使得作品氤氲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也使得他在对仙境仙人的描写上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挥笔泼墨纵横开阖，把天上宫阙的奢华绮丽辉煌灿烂写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对于神话驾轻就熟，在情节上延伸了时空，弥补了现实中唐杨二人的故事断层，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在艺术风格上，将凄凉悲苦的现实主义叙述质变为浪漫主义的吟唱，从语言到情感都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