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浅析白居易《长恨歌》的双重性

　　中国古代文人叙事诗的明珠《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性的文学审美客体，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和诗人白居易创作思想的矛盾性而使悲剧审美客体呈现出多重主题内涵。

　　1.隐事说。

　　这一观点首先由愈平伯先生于1929年发表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提出。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在提示一个隐事，即杨贵妃在马嵬兵变中隐逃民间。此观点颇新颖，并迎合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

　　2.讽喻说。

　　这是一个历史较长的观点，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长恨歌》主题为讽喻，诗歌通过李杨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旨在通过这个教训达到讽喻的目的。

　　3.爱情说。

　　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旨在描写李杨爱情，否定讽喻主题。诗歌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明显地讽喻李杨故事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教训的客观讽喻性均说明诗歌蕴含着讽喻主题。此观点同样存在着残缺性和非封闭性。

　　4.感伤说。

　　此观点认为《长恨歌》“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此观点将李杨故事看作一种象征，旨在通过这个载体表现一种时代的感伤情绪。

　　5.双重主题说。

　　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50年代讽喻说和爱情说相互争论中产生。此观点以王运熙《略论〈长恨歌〉内容的构成》最有代表性。这一观点认为《长恨歌》前半部表现了讽喻主题，后半部表现了爱情主题，两个主题并存。但以诗人讽喻和爱情倾向先后流露所占的篇幅对讽喻主题和爱情主题作简单的主次划分，有明显的割裂感。另一方面当时代感伤说出现之后，讽喻主题对诗歌政治是思想内涵的揭示有着明显的不足。

　　6.三重主题说。

　　二十世纪80年代感伤说提出之后，蹇长春于1991年发表《〈长恨歌〉主题平议》一文，对三重基本观点讽喻说、爱情说、感伤说作出回归而提出三重主题说。此观点对《长恨歌》主题作了全方位把握。提出讽喻、爱情、感伤三者并存。但将讽喻和时代感伤单列两重主题和爱情主题并列，不太恰当。

　　《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是由题材的特殊性决定的。

　　《长恨歌》所选题材李杨故事是一个历史题材。李杨故事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和爱情两个方面的思想意蕴。故事的主人公李隆基和杨玉环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个是天子之尊，一个是贵妃之宠。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一举一动的`政治后果。其爱情不能不与唐帝国的盛衰相联系。帝王沉迷于爱情，必然要荒废朝政;而朝政的荒废必然导致动乱。这就说明封建帝王的爱情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内容。唐明皇自迷于杨贵妃之后，整日莺歌燕舞，而将朝政委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是一个有深刻教训的历史史实。这种历史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主题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是诗人创作思想双重性的反映。

　　诗人写《长恨歌》是初入仕途，为“三登科第”的得意时期。“兼济天下”是其主导思想。对于李杨故事这个蕴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历史故事，诗人不能不从政治角度着眼，以寄寓讽喻。作为以“兼济天下”自负的封建文人不能不为大唐的衰落而感伤。另一方面，诗人作为一个有爱情伤痛者(诗人于元和年间在符离曾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但终因礼教而忍痛分别，未能成眷属)不能不对创“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自己深爱女子的痛苦。诗人的爱情隐痛正可借李杨爱情故事得以宣泄。这种从政治和爱情双重着眼的创作动机，反映在诗歌中必然是政治和爱情的双重主题。

　　文学作品一旦诞生，对读者来说它便是一个审美客体。作品——审美客体、时代——审美环境、读者——审美主体互相作用，对审美客体的认识是无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还有其他观点的提出。《长恨歌》由于题材的特殊性、白居易创作思想的矛盾性，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对其主题的认识是无尽的。《长恨歌》这首叙事长诗作为不朽的文学明珠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