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裘诗”来看白居易后期“兼济”思想

从“制裘诗”来看白居易后期“兼济”思想

　　“制裘诗”是白居易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刻体现，且在后期思想中始终坚持，可见其前后期“兼济”思想的同一性。

　　一、引言

　　白居易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写过三首“制裘诗”，时间相差大约十年，然则无独有偶，三首诗却表达了同一内涵：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白居易后期思想与前期相比，不再锋芒毕露，而是转向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其爱民、惜民的“兼济”情怀并未泯灭，而是“时而突破‘闲适’的表象，像电光石火似的闪出光辉”。?譹?訛笔者试图以“制裘诗”为线索，以此来观照白居易晚年的“兼济”思想。

　　既然我们的研究时限限制在白居易思想的后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为了分析得清楚，我们先对白居易生平的前后期进行一番梳理。

　　1.以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为界

　　持此种观点的是王谦泰，其论文《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分别从考其行事、读其诗文、听其自述、分析其人生追求四个方面予以论述。?譺?訛此文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附和者，亦有质疑者。严杰的论文《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支持了王文。而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中从翰林学士职能、文士生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质疑了上述观点。?譻?訛而这一观点也可从前人著述中获取渊源，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认为：“今以其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唯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譼?訛

　　2.以白居易自请任杭州刺史为界

　　张安祖在其论文《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中认为王谦泰先生的观点有失于片面，并不符合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论点。于元元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思想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支持了张文。

　　3.以白居易被贬江州为界

　　文学史普遍认为：从入仕到被贬江州之前为其“兼济天下”的时期，而从被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譽?訛前期积极进取，重在“兼济”;后期消极避世，重在“独善”。

　　本文所谓“后期”，采用文学史上的普遍观点，即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

　　二、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新制布裘》是其前期作品，有着积极的“兼济”意蕴，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是其人民性的代表作。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桂布是桂管地区产的木棉织成的布，十分珍贵。而吴棉是苏州所产的丝绵，亦是非常著名。用桂布和吴棉这样珍稀的丝织织成的大裘，自然异常温暖，以至作者“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即使室外天寒地冻，作者的身体也是温暖如春。然而，作者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舒适和快乐当中。“逡巡”意为：因为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或退却，用在此处别有韵味。此诗写于元和九年(814)，当时作者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在老家下居丧。唐制规定，丁忧期间官员无俸禄。此时的白居易也是异常清贫，生活上靠元稹等几位好友救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关中地区风雪交加，冻馁的饥民随处可见。作者目睹萧野的山村、饥冻的灾民，情不能已，慨然写下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大丈夫应贵在兼济天下，岂能独自专注于个人的享受，而对黎民不管不问。学界往往把此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联系起来。诚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为白居易的爱民情怀更胜一筹。黄在《巩溪诗话》中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譾?訛身处饥寒，所以能自然而然地体味到黎民的饥寒。然身处饱暖之中，亦能体民众之辛苦，着实难能可贵，体现着“推己及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光辉。且乐天笔下的“寒人”显然要比老杜笔下的“寒士”包含的群体更广阔一些。

　　自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拜左拾遗至被贬江州，白居易本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的职责，政治上屡陈时政，而文学上则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作于此时期的，有反对宦官专权的《轻肥》，有抨击权豪贪腐的《论裴均状》，有体恤生民疾苦的《论和籴状》，有同情民众疾苦的《观■麦》，有怜惜宫人的《上阳白发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譿?訛

　　三、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经历了江州之贬，量移忠州，而后回朝天子待之忽冷忽热以至心灰意冷之后，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主动请求外任杭州刺史。就在这一年，白居易写下了《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

　　余杭邑客多羁贫，其间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宾客不见绨袍惠，黎庶未沾襦裤恩。此时太守自惭愧，重衣复衾有余温。因命染人与针女，先制两裘赠二君。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劳将诗书投赠我，如此小惠何足论。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 　　白居易在杭州有两个交往密切的穷朋友，一个叫萧悦，一个叫殷尧藩。其职衔是八品的“协律郎”，掌管音律，属于清贫的“寒士”阶层。11月的杭州，大雪纷飞，萧、殷二人却无衣御寒。白居易看到此情此景，就送给他们两件皮袄，并为自己未能为黎庶尽责解困而愧疚。当他们写诗表达谢意时，白居易感叹道：“如此小惠何足论。”由小见大，由点及面，白居易的真正的志向是“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他要把更大的大裘盖裹在杭州人民身上。他所说的“大裘”，用的不是丝织原料，也非刀尺所能裁制，他要用法律制度去剪裁，用仁爱做棉絮。?讀?訛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白居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先后筑堤捍湖，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西湖水患问题;疏通六井，方便了城内居民吃水问题;带头歌咏杭州，“开启了歌咏杭州西湖的新时代”?讁?訛，促使诗歌向民间流传，为提高民众谈诗解诗的水平与促进风俗教化的清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两袖清风，至今仍留有美名。白居易治郡轻徭薄赋，提倡法度，其治下的杭州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

　　奈何“皇恩只许住三年”，然则“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经历世事浮沉的白居易，并没有“岂独善一身”，只追求个人的享受。其思想深处的“兼济”思想时时鞭策他有意而为，“在国家的法律范围以内，给人民减轻一些痛苦，这种行为体现了‘兼济天下’的政治思想。”《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折射出他的“兼济”思想尚存，只是不如前期那样明显、外露而已。他已将其转化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此说其思想走向“独善”，显然有失偏颇。

　　四、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大和五年(831)白居易六十岁，早已过了天命之年。这一年他担任河南尹，是洛阳最高的长官。且物质充裕、俸禄优厚，与早年的走吏生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显然，此时“独善”生活有了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然而其内心的“兼济”思想仍在“发酵”。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叹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绫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提花软缎，袄内是丝棉絮成。这件丝织品暖且轻的同时，还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诗人自然是喜不自禁。“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早上穿着晒太阳舒适无比，晚上穿着踏雪赏月亦不失风雅。与鹤氅、木棉这些高档品相比，诗人的`新制绫袄自然优越无比。所以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一夜睡到天亮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想到有众多的黎民生活在饥寒交迫当中，诗人怎能“卧稳昏昏睡到明”。每当此时，心中屡屡泛起愁滋味。一人“稳暖”不是暖，天下黎民皆“稳暖”才算暖。由于诗人时时“心中为念农桑苦”，因此产生了“耳里如闻饥冻声”的错觉。最终诗人是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而这恰恰是白居易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无独有偶，这首诗与早年的《新制布裘》相比，在表现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亦可窥到杜诗的思想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且与前文“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一脉相承，体现出白居易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对于白居易来说，无论身处何地、何时，心中总是念念不忘黎民百姓。“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尝思旅食人”“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我们在解读诗人乐天知命的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与劳苦大众相通的难能可贵。诗人曾为自己“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而惭愧不已。

　　晚年的白居易在慨叹“百姓多寒无可救”的无奈之下，除捐资修缮香山寺，率众开凿八节摊之外，将主要精力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文籍的编纂工作中。正是由于儒家的“立言”思想，使得白居易的大量作品能够传世，为今天我们的白居易研究、唐代研究提供了充裕的史料。白居易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白居易一生都注重文籍的编纂，且越到晚年越是用力。“诗家之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白香山诗集序三则》)赵翼也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輥?輮?訛白居易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陆陆续续地开始了编纂之路，直到生命的尽头。

　　通过列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白居易穷尽一生，前后十一次编纂文籍的过程。尤其是最后一次白居易将文籍分藏于不同的地方，显然是为了避免藏于一处而毁于一旦。而在诗人之前的杜少陵去世时曾留有诗集60卷，小集6卷，估计存诗3330首。但是时至今日，存世杜诗只有1458首了。这不能不说是诗家之大不幸。赵翼认为白居易：“一如杜元凯欲刻二碑，一置砚山之巅，一沉襄江之底，才人名心如此!”?輥?輯?訛好一个才人名心，正是深刻的“立言”意识、强烈的用世精神促使白居易完成了这部可传万世的不朽之作。毕其一生整理文籍，也是白居易思想深处儒家“兼济”之志、积极用世之功的真实体现。

　　“立言”自古便为文人儒士所钟爱、追寻。“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輥?輰?訛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輥?輱?訛“立言”虽处于“三不朽”之末，然最需坚忍不拔之志。“立言”通俗来说就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周游列国之后，孔子晚年专心于整理“六经”。 屈原在《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受宫刑，终成“一家之言”。

　　白居易“立言”显然受到前代文人影响，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在《寄唐生》诗中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坚称自己“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白居易“立言”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切合时弊，缘事而作。

　　五、结语

　　“白居易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輥?輲?訛制裘诗”抒发了他爱民、惜民的浓厚民本主义思想，而“立言”行为又揭示出他思想中的“名心”观念。这些注定了白居易后期思想不能单单用“独善其身”来概括，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其前后期思想的一致性、同一性。白居易如中国众多封建士大夫一样，思想中矛盾与统一并立，因此客观地看待其后期思想中“兼济”行为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