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诗晒工资

白居易写诗晒工资

　　白居易他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廉的“政治明星”，也是我国历史上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第一人。

　　计较金钱，一点也不影响文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白居易就开中国诗人之先河，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一一吟哦出来。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805年)，白居易为校书郎时，他在诗歌中写道：“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便升左拾遗，工资跟着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

　　史载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54岁的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不知是因为苏州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还是白居易资历比较老了，反正那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比较丰厚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白居易为宾客分司时，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刚做官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涨到了顶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而且还相当清闲自在，很是令人羡慕。连苏轼也表示艳羡：“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到晚年，白居易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可以领到一半的养老金，“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从白居易的诗里，我们可大约了解到唐朝时做官拿的工资是多少，不过白居易个别诗词里自说俸钱亦有误。如白居易送陕州王司ma建赴任诗云：“公事忙闲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白居易当时与王司马同级，五品官。一司马，俸钱怎能敌尚书?他贬到江州不久，即写信给元微之，略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信内言月俸四五万，这才是老实话。唐代官制，司马薪级约略如此。至于尚书官俸，唐制为一百贯文，即十万也。司马仅为五十贯文，即五万，差一半，怎可敌尚书?看来白居易有夸大之嫌。不管怎样，白居易敢如此晒工资，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拓展：

　　名人白居易的“官道”

　　白居易生活在唐朝走下坡路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时势，37岁就任左拾遗(谏官)的他，倡导亲民之风，反对宦官专权，竭力挽回残局。他政绩斐然，先后任刑部侍郎、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大权集于一身，可谓名满天下。

　　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他在诗中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因才干凸显，升为左拾遗，薪水翻了一番，作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他用诗歌，公示家产，表白心境，不让别人有贿赂的机会，也不给自己留下纳贿的空间。

　　白居易的“新政”之风和执政模式在当时官场可谓独领风骚。他爱管“闲事”，向以敢谏闻名。一次，他竟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既缩减开销，还减少社会的旷男怨女。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官场“另类”，总显得不“懂事”。虽然皇帝欣赏他的才华，但丢了皇帝的脸面，“地雷”已经埋下。

　　“官二代”王锷升任岭南节度使，兼领广州刺史、御史大夫。时岭南节度驻节广州，乃为唐朝重要贸易港口。“精明”的王锷，贪赃枉法，敛聚财富，大贿朝中权贵，赂买各处关节，赢得“国之良臣”的美誉。

　　家富族强的王锷大肆搜刮民财献给皇上邀功，唐宪宗决定提拔王锷为宰相，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白居易却挺身而出，以理进谏：“王锷苛刻百姓，贪得无厌。今若授以宰相，天下人怎不耻笑。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岂不朝纲大乱。”他屡次犯颜直谏，宪宗自然心中不快，宦官趁机群起诬陷，终于将他贬为地方官。

　　本色不改的白居易，先后任江州、苏州、杭州等刺史，他几番异地交流，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的黑暗，可仍然秉承“兼济天下”之宏志，坦荡刚直，政平讼简，惠政于民，为民谋福。

　　身为杭州市长的白居易，民生为本，大兴水利，亲率州民修筑了西湖白沙堤，引水灌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问题。人们为了纪念其功德，将其所筑之堤命名为“白公堤”，就是如今西湖上的白堤。他离任时，百姓站满了运河两岸，官员和百姓哭喊着随船送行了十多里。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记下了这感人的`场景：“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为官清廉，淡泊名利的白居易，除了饮茶吃菜需要在当地购买外，从不索要任何名贵物品。他卸任后，两袖清风，仅带回两块天竺山石，以资纪念。

　　一天，他摆弄石块时，才发现自己竟做了一件“不清白”的事。他甚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他想，倘若每个游客都带回天竺山石，哪里还有天竺山的秀美?自己认为没有带走杭州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山石虽不值钱，但取之玷污名声，这好比利用职权非法取得钱财了千金，不是一个为官清廉者应该做的。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挥毫写下了这首“自责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不论古今，两片山石都不足为怪，要说为此而自责，更觉不可思议。然而，白居易却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放大”了，引申到了利用职权非法取得钱财的重大恶果上。这是何等可贵的自律精神!

　　白居易因此名声鹊起。他慷慨侠义，乐善好施，常在家中接待来访，倾听民声疾苦，帮扶弱势群体，还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报国之志的诗篇，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特别是他在《观刈麦》诗中写到：“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量。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人因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拿着俸禄，衣食无忧，没有建树，而深感愧疚。他“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质朴，表现了一个有良知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是那个时代的天子骄子，能官能文，才气纵横，为民而歌。他与李白、杜甫同誉为中国诗坛的三大巨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