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边城》与《果园城记》叙事策略比较

　　浅谈《边城》与《果园城记》叙事策略比较

　　摘 要： 沈从文和师陀均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其代表作《边城》和《果园城记》文体相同、命运相似，而且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小城，但不同叙事策略观照下的叙事文本所承载的却是作家不同的人生感悟和独特的审美诉求。

　　关键词： 《边城》 《果园城记》 叙事策略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和师陀一直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乡土世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边城》和《果园城记》可谓乡土小说的精品。整体细读这两部作品，他们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小城”，都带有诗化、散文化的特征和田园牧歌情调，但二者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却各具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作品结构、视角、话语策略的比较，深度解读沈从文和师陀两位作家透过“中国小城”所构建出的不同人生感悟与独特的审美诉求。

　　一、叙事结构策略

　　小说结构是作品里将故事事件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形式要素，它关系到作家的想象如何被激发，如何通过叙事完成。《边城》和《果园城记》的结构历来被认为是“散”的，即情节结构上没有“中心事件”;人物关系上没有“中心人物”。人们习惯称它们为“散文化小说”。其实细读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寓严谨于疏放，既出乎法度，又合乎法度。

　　《边城》全文二十一节，一气呵成又自成起讫，被人认为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小说围绕翠翠和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展开情节，但沈从文没有把它单纯地处理成爱情悲剧。在这里，作者把自己的人生顿悟和自然景物、民俗人事的描写融合在一起，使得《边城》的故事性削弱，结构松散，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高潮迭起。

　　小说开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宁静古朴而又近乎于原始的湘西乡间生活景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 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P121在这里，作者把诗和散文引进了小说之中，扩大了小说的审美功能。“边城” 淳朴自然的民风、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苍翠的篁竹……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接着，小说叙述了翠翠那段凄美的爱情，但爱情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因此，作者并不急于用紧张的情节推动人物情感乃至命运达到高潮，而是凭借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为翠翠同傩送的第一次见面提供了契机。然后通过时空转换，构建了天保、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翠翠的事实，并在此间穿插进王团总以碾坊为陪嫁，将女儿许配给傩送的情节。然而傩送宁愿要“渡船”，也不要“碾坊”，于是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以月夜对歌的方式同天保进行“公平竞争”。天保自知不敌断然远行，不料途中遇难身亡。傩送为此十分内疚，加之“碾坊”的逼迫，远走他乡。老船夫也在一个雷雨天溘然长逝，只留下孤苦无依的翠翠，等待傩送的归来……

　　《果园城记》是师陀历时八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十八个短篇小说构成。《果园城》是首篇，也是整部集子的一个引子，里面所提到的人物和故事在其后十七个相互独立而又俨然一体的篇目中陆续展开，每个人物的故事自成体系。串起这些篇章的线索是作者对果园城中人与事的浓厚感情。在果园城的每一个人物故事中都渗透着师陀对家乡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结。

　　在《果园城记》中，师陀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传达了抗战时期作家的自觉使命。相较于沈从文笔下的理想世界，师陀的果园城更真实、更原生态。故事发生在作者熟悉的北方小城。其中，有不知情的老母经年等待早已被枪毙的革命者儿子回家，营造出人间的悲戚与惨烈(《期待》);有29岁却为自己绣了够穿30年衣裳却待字闺中的秀姑(《桃红》);有外出闯荡十几年，失意归来时发现，果园城已忘了他，再次出走的孟安卿(《狩猎》)……这些作品“用现在的眼光透视过去在今天的境况，在几分惋惜、几分哀伤中预示了一去不复返的传统小城未来的命运”。[2]P292作者在开篇就提到自己所写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地域上的小城，它是“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这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城表面看去平和、安详、悠闲、静谧却又近乎停滞和慵懒，它不正是旧中国社会制度、文化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吗?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作者并不是就写一人而写一人，而是就一人而写这一类人，即“老中国”的普通儿女们。透过他们的人生苦难和悲欢离合，师陀揭露和讽刺了古老中国小城及其居民的停滞与病态生活。这一个个人物群像，总体上构成了他的乡土世界。

　　二、叙事视角策略

　　叙事视角是叙事者在叙事中的切入角度。恰当地运用叙事视角，不仅有助于作者话语的表达，还能增加作品的意蕴含量。透过《边城》和《果园城记》独特的叙事视角的运用，我们可以倾听沈从文和师陀追求心灵自由、诉说生活情趣和生命体验的话语心声。

　　《边城》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古朴凄美的爱情故事。作品总体上选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让叙事者冷静、客观地诉说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思考。全知视角是指叙事者在叙事中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能自由控制叙事。它具有展现广阔生活场景、自由转换叙事视角的优势。在《边城》中，作者通过对叙事者的自由转换凸显了不同人物视角下的真实人生，也争取到了叙述者的自由话语权。如叙述者眼中的翠翠美丽纯情，“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1]P124。而爷爷眼中的翠翠如同已经逝去的女儿一般，不由得一直忧心于她的未来。最初见面时，傩送眼中的翠翠是那样俏皮而又懂事，“‘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问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地笑着，不见了” [1]P132。此时，翠翠眼中的傩送就是一个轻薄男子，完全没有世人口中的品行。小说中多有类似的视角转换，爷爷视角下的翠翠、翠翠眼中的爷爷、爷爷视角下的大老、二老及翠翠母亲等。在这种视角的流动中，节奏舒缓而富有生气，从而建构了沈从文理想化了的湘西世界，体现出他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重铸国民品德的希望。

　　《果园城记》采用第一人称“我”“回溯性”的叙事视角，将作品中的诸多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以“我”也就是马叔敖这一人物的返乡之旅展开叙述，通篇十七个故事大多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贯穿于《果园城记》始终，小说中依次出现的景物、事件、人等自然都带上了“我”的情感特征;“我” 又是个长期离乡远行的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常见的那种“漂泊者”、“寻路人”[3]P93，因此对于故土风物人事的观察与审视不仅渗透了怀旧的情结与历史的沧桑感，更带上了知识者努力进行理性思索和哲理探寻的意味，这无疑有益于增强小说的情感厚度和理性意蕴。如《果园城》、《葛天民》、《期待》等作品，通过 “我”这一叙述者在返乡过程中的所见所感，凸显了叙事视角在时空上的转变，以今之见闻感慨世事的多变，岁月的蹉跎。素姑在往昔的“我”眼中是那么富有青春韵致，苗条的身段、细腻的皮肤一一呈现在脑海中，而孟林太太的端庄与严正则同样历历在目;转而今昔“我”看到的素姑则是一副憔悴的模样，孟林太太已是耳聋眼花了。通过这种视角的“越界”，不禁让“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孟林太太是怎样变了啊!”“素姑小姐是插在明窑花瓶里的月季，已经枯干，已经憔悴!” 面对这种“物是人非”的境遇，叙述者在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字里行间也让读者体会到了那份岁月对生命无法祛除的印记及知识分子对家乡的留念感伤和否定批判的矛盾心情。

　　三、叙事话语策略

　　叙事话语体现着作家的生命体悟，也是小说的意蕴指向。沃伦·贝克说：“福克纳对生活的看法怎样，他的文体也怎样。”[4]P12在《边城》和《果园城记》中，沈从文和师陀分别用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言说了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沈从文说写作“千万不要冷嘲”，这既是他对待现实人生的写作态度，又是他的表达技巧。在《边城》中，沈从文采取含蓄、蕴藉、空灵的叙事策略，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态度演绎了“边城”那个美丽得令人哀伤的故事。小说一开篇，作者以朴素而娓娓动人的语调展开叙述：湘西边境，有一座山城“茶峒”，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这个女孩名叫翠翠，翠翠自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然而作者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祖孙清贫孤寂的生活，尽量展现了他们与乡人和谐相处的情景。那来自山间的清风、潺潺的溪水、灵动的黄狗……这些灵气飘逸的画面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边城”世界。

　　自从前年端午与傩送相遇之后，翠翠便有了自己的心事，但小说中并未直接写翠翠怎样爱恋思念傩送，而是通过一些外在事件和梦境的衬托，含蓄地透露出翠翠的内心隐秘。如“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往外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山崖半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城》的“留白”艺术，即小说中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样，沈从文以“留白”艺术给读者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想象的空间，既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又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如《边城》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1]P138这种开放式的结尾让读者在为翠翠的命运担忧的同时又看到了一丝希望。这当中蕴含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隐忧和希望。

　　沈从文用一种悲悯的心情刻画人性向善的一方面。因此，读他的《边城》，浸润着一种深厚、亲切的情感，并能嗅到一种朴素温馨的气息。师陀要透过“果园城” 中小儿女们的人生苦难和悲欢离合展示“活脱脱的现实”，所以，他把讽刺、人事、同情融合在一起，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对人类的同情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师陀擅长以素描的技法勾勒民俗与自然风景，并在风景的衬托下刻画乡土人生百态。但他极少工笔式的精雕细刻，更长于刻绘木刻般的人物轮廓，最终凸晕人物群像。如《说书人》中，作者用简洁、凝练的语言，通过寥寥数笔就将说书人一生命运的变迁勾勒出来，也将书中“我”几年来的变化浓缩其中，在有限的篇幅中凸显饱满的画面。

　　师陀的小说在京派中最具讽刺性，但回溯性的故事讲述方式，却能把故事拉远，造成一种绵长的回音。“凡是在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我抬头望望前面，一种深深的哀痛突然侵领了我，这个小城的城外多么静啊!”[5]P34这一来自《说书人》最后的感慨，看似平淡，却饱含作者浓郁的感情，投射出作者对小城人生的深切思索。

　　如果说沈从文用含蓄、蕴藉、空灵的话语方式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恬淡、超然的“湘西世界”的话，那么师陀则以沉郁感伤而略带讽刺的叙事话语书就了“果园城”的现实人生。在对果园城人生活方式、生活情调的多角度表现中，流露出了文化过渡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爱恨交织的文化情结，含蓄深沉，极富韵味。

　　总之，沈从文和师陀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他们以打破传统、自由创作的文学观向传统小说发出挑战，文本《边城》和《果园城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传达出充满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