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边城》

沈从文与《边城》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

　　沈从文与《边城》

　　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最著名的作品，它最集中地反映了沈从文“湘西水手”的创作风格。这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不仅反映了沈从文本人的文化特质，也蕴含着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

　　“边城”对沈从文而言是熟悉的，在《从文自传》里面说是行军于湘水流域之际路过的一片夹岸的竹林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相对于现实，边城无疑是美好的桃源世界。里面翠翠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沈从文道听途说或亲眼目睹的身边故事，即一个小女孩到少女的成长历程。这里的女孩，是完全由大自然教养出来的，是风里日里长养的。从某种意义而言，翠翠是劳动创造的少女，和原始古朴的茶峒城一起，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童年时期。

　　翠翠与二老傩送的爱情悲剧，表面上看来，是由于阴差阳错的一系列误会，或者是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把握的命运。但在我看来，这是沈从文有意给湘西世界出的一道难题。爷爷了解二老的想法，却仍然给走“车路”的大老留有机会，是由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顺顺以为祖父能替翠翠做决定，却不知祖父想要尊重翠翠的想法;翠翠见到二老转身跑掉……确实是一系列的误会，但误会具有必然性。在生命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人教给翠翠如何去表达，甚至翠翠自己都不知道她的一系列奇妙的梦境幻境意味着什么。她看到新媳妇，觉得隐隐的快乐，却不知道这种快乐究竟来自何方，更不会了解她眼中的“新媳妇”和祖父、顺顺、二老理解的是何等不同。看到落水的二老，她低头走开，却斥责黄狗：“你又不翻船，谁叫你落水呢?”她自己也不会知道，这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对二老的感情，所以祖父问她的时候，她只好说“没有什么”了。

　　翠翠无法表达，也不会表达;在这里，生命的自然状态就是沉浸的梦想。翠翠驾着这只生命之舟，无可避免地告别童年，告别爷爷。翠翠和祖父的亲情缠绕，给祖父带来的是暮年的苦涩;而少女的爱情，又令祖父重新想起翠翠母亲的悲剧。作者在结尾中写白塔塌了、船跑了、祖父死了，是为了表达生命规律必然的悲剧色彩：自然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忧伤。

　　翠翠和二老的恋爱悲剧，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原始、本真的生存方式，在被沈从文推崇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身。因此，湘西世界在先进文明和自身悖论的双重矛盾之下，有力地消解着“牧歌”情调，沈从文虽然对湘西世界心存留恋，但到底孰优孰劣，却很难判断。推而广之，翠翠的悲剧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一切尚未展开便已消失，就像生活中无数相错的.美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边城》获得了更加普遍的思考意义。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前后的态度变化，是他身上苗族、汉族、西方三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沈从文生长的苗疆，是长期未开化的巫风盛行之地，他耳闻目染了许多边地文化和习俗，湘西的山水风物作为一种自然文化，有力地支撑了沈从文的美学建构。正如他自己所说，“水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 都少不了水。”而在辗转湘水之间，又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和几十卷字画，中原文化向其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因为此，沈从文才会离开湘西。西学则为沈从文注入了理性精神，若没有理性的注入，或许湘西世界不会成为最经典的文学“原乡”之一。

　　同时，深受进化论影响，沈从文在营造湘西世界时有意将“生命”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是原始的生命形态，物我合一，表现为人性的朴素、情感的健康和个性的单纯，但这更多的是原始的蒙昧色彩，《阿黑小史》《龙朱》当为此类。第二层是自在的生命形态，单纯朴素的个体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主体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代表是《柏子》《萧萧》。第三层是自为的生命形态，人从蒙昧状态中觉醒，即使不能改变命运，也能坚守个体的本性，出淤泥而不染。《边城》属于第三层次，面对碾坊的物质诱惑，傩送仍然选择了要渡船。由此，沈从文把“美在生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联系起来，正所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潜渊》)

　　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普遍怀有“离乡怀乡”的情绪，近代文明冲击着古老的中国，而平静温和的传统农业社会仍然有重要影响。因此，即使开放如新感觉派，也有挥之不去的挽歌色调。沈从文也不例外，说到底，“湘西世界”和“边城”是转型时期古老中国的缩影。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沈从文看到了都市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在湘西世界中发现了勇敢、朴实、热情等特点，以“乡下人”自居，却不因此回避湘西世界的弱点。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为了供奉“人性”的理想，重新构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在现代化物欲横流的进程中重建自然健康的人性，实现边城颠覆都城、边缘颠覆中心的宏伟目标。要求摆脱单纯的物质欲望对人的异化，自是一味慰藉人心的药方。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