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沈从文的悲悯

　　《边城》与沈从文的悲悯

　　《边城》发表不久，刘西渭作了这样的评价：“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他的感受很直观地把握了沈从文创作中的思想基调。对这“悲哀的分量”作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边城》，正确理解语文教材中节选的《边城》片段。

　　一、生命样式的悲悯

　　用淳朴的民风、善良的人性，沈从文在《边城》里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湘西世界”。作者在小说的开始，就以渡船为背景，展示了一个迥异于世俗社会的生活空间：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老船夫安于本命，正直、豁达、不贪婪，这样的理念在湘西正常的生活逻辑中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与冲突，可是，当生活的轨迹溢出旁系，那么，它的支撑能力就会受到考验：

　　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

　　面对生死，老船夫的价值观里没有孰轻孰重，只是像忠实于生活一样忠实于人祸，默默地承担命运安排的苦果。这种生命的样态具备无意识传承性，它也自然而然地因袭在老船夫孙女儿翠翠的骨子里。可是，老船夫却发生了疑惑：“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妈妈一样，老船夫的年龄，还能把小雏儿再育下去吗?人愿意神却不同意!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爷爷愿意翠翠如同世世代代湘西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相爱，可他忧惧“湘西式”恋爱导致的殉情。为什么在一家两代人的身上，爷爷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因为爷爷“老” 了!这种“老”不单是年龄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力量的衰弱，爷爷不再能够如从前保护女儿一样保护翠翠!如果把爷爷当做湘西生命的标志，那么这生命样态所产生的人生恐惧，便左右着故事不可预知的结局。

　　为了保护翠翠，老船夫对翠翠的爱情有了介入，这种介入违反湘西年轻生命本来的自然法则，制造了误解。大老天保的死是直接恶果，破坏了湘西世界原有的格局，也带来了信任和融洽的损毁，老船夫陷于惶恐自责以及更深的对翠翠未来的忧虑之中，终于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离开了人世。与爷爷的长逝相伴的是白塔的坍塌，隐喻爷爷一样的湘西生命的殒灭，尽管后来当地人重修了白塔，可白塔所剩的仅仅是原有的外形，那种内质和精神却难以再造。在此，作者表达了对湘西生命样态无力的展望。

　　二、民族命运的悲悯

　　自然生态的和谐与人文生态的平衡是《边城》中颇具民族特征的因素，作为寄托着民族希望的下一辈，翠翠的爱情是作者关于整个民族命运思索的重心。

　　端午节和爷爷走散的翠翠在城里碰上二老傩送，从此“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但两人_直没有正式的对话和见面，这种迟疑和耽搁为后来大老天保请父亲找人说媒提供了可能，从而为这场爱情设下了障碍。在湘西民族意识中，虏获一个女性的芳心，赢得一份爱情的眷顾，男性往往要以勇敢和柔情作为资本，在《神巫之爱》《龙朱》等小说中，沈从文已经为读者铺开了情歌为媒的画卷。大老天保与二老傩送也选择了唱山歌的方式来解决两人共同属意于翠翠的纠葛：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就是两兄弟月夜里问到碧溪蛆去唱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提议时，那大老还以为他自己不会唱，也不想请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却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二老说必须这样作，一切才公平一点。

　　这是按照湘西汉子豪爽率真的质朴天性来设计的'方案，可作者在这个情节推演中没有让这出戏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翠翠和傩送有情人也难成眷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作者洞悉湘西民族性情中的“牺牲”与“大义”，即为了亲情对爱情作出牺牲，为了道义也可对爱情作出牺牲。他们并不信奉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因而天保和傩送的竞争是被民族法则允许的，同时，二老替哥哥唱歌也遵循亲情天理，结局却是天保为弟弟出走以回报亲情，兑现“大义”，傩送最终也为“义”而离家远行。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兄弟情义却凌驾在爱情之上，以爱情为动机的角逐却以对爱情的放弃为收场，这本身就是悖论。天保和傩送为保全湘西民族固有的亲情与道义，一个奉上性命，一个奉上了爱情。如果将两人视为民族未来的脊梁，那么他们的消失(包括肉体和意志两个层面)也就意味湘西文明的注定消亡，这是沈从文顾虑却不得不直面的。而翠翠这个被沈从文当成完美人性符号的代表，在兄弟二人的礼让中成为无情抛弃的对象，甚至成了无声者。“流水带走了年轻的生命与健壮士的身影，时间侵蚀着湘西的野性与民族的活力”，这一连串的悲剧效应，都是沈从文在审视边城品格时出现的消极、否定之音。在爱情与亲情、爱情与道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天人合一的民族品性出现了分裂，这是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命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