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中和之美

杜甫诗歌的中和之美

　　杜甫诗歌体现出儒家的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代写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