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文化精神

杜甫诗歌的文化精神

　　杜诗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具体是什么呢?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青少年时期，杜甫生活在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河洛文化氛围中，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自小苦读儒家经典，奉行儒家忠孝等伦理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其诗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而这也是杜甫被称为诗圣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就杜诗中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加以论述。

　　1.杜诗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世功方面注意人的努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人要像永恒运动的天体一样，毕生努力向上，不断进取。“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都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这些思想促使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心系天下，建功立业。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并通过辅助明君，来兼济天下。

　　青少年时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他“读书破万卷”，广泛阅读，故七岁能做诗，九岁即习字，十四五岁就“出入翰墨场”，那时杜甫对生活充满憧憬。他早年所写的《望岳》，表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这时才二十五岁，然而气魄的雄伟，已足够惊人了，特别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不仅写出了泰山的雄伟，也表现了杜甫的壮志和毅力，其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洋溢在字里行间。《房兵曹胡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勘托死生。”这两句写马的气概和品质，简直像一个血性男子，无空阔，不知有空阔，极力形容马之善走。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解释：“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马之意[1]。”由于杜甫善骑马，也很爱马，对马有真感情，故它的咏马诗也极深刻，往往寄托了自己的精神，这首诗就表现了他跃跃欲试的用世之心。杜甫的《画鹰》这首诗中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两句，也表现了诗人跃跃欲试的用世之心。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鹰，但其中有着杜甫自己的精神，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奋发有为的热情。为官时期，其诗常常表达不被天子信任的无聊和苦闷，如“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曲江二首》其一)王嗣奭云：“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遗而不能尽职，特浮名耳!”徐而庵云：“此不是公旷达，是极伤怀处。”[1]确实，他“虽身居谏职，而志不得行，故不免满腹牢愁。看似伤春，实感人事”。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来兼济天下，而此时他身居谏职，却不能发挥作用，济世之心没有实现，所以伤感。这首诗从反面写出了诗人希望济世的伟大抱负。从上面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济世意识，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恪守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然而，杜甫的人生观则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因为，虽然，《孟子?尽心上》提出了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是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他对儒家积极用世精神体现了十足的执著，即使“穷”也不忘他的济世之心。

　　正因为杜甫对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执著追求，所以就是在安使之乱爆发后，杜甫也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天宝十七载七月，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立刻就把妻室安顿在羌村，只身一人前往，不幸途中陷贼，被押回长安。至德二载四月，杜甫冒死逃脱后，又投奔凤翔行在，不顾狼狈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从中可见杜甫奉行“为官济世之道”的积极入世之精神，即使处在那样的危难之中，他也不会忘记兼济天下的理想。特别是在杜甫的《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中，也可看出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杜甫当时身陷长安，但是由于得不到关于朝廷的消息，所以他冒死从间道逃归凤翔，即“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而且，“眼穿当落日”一句写出了相望迫切，但是还是未得到消息，所以“心死著寒灰”，写出其失望之情。写间道逃窜之景“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中一“忽”字，写凤翔在望，含有无限喜悦之情。从他得不到消息时的失望和凤翔在望时的喜悦，可看出他的济世之心。“愁思胡茄夕，凄凉汉苑春”写出他陷贼时的愁苦，虽然杜甫身遭不幸，却没有“独善其身”，仍不忘他的济世之心。“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襟。”初到凤翔即见唐朝有中兴气象，所以才会喜极而悲。总之，杜甫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的济世之心，他一生的理想就是通过辅助明君来兼济天下，而从长安冒死逃归后，看到这样的景象，他怎能不喜呢?授官左拾遗后，杜甫积极上书，但不久就又被贬。现实的黑暗使杜甫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它虽然会感到愤怒，但始终不忘“至君”、“济世”。又“夙夜听忧主，飞腾即济时”(《别崔因寄薛捃孟云卿》五首其五)、“遭乱世漂泊，济时曾琢磨”(《湖中送敬十君适广陵》)可见越是到了晚年，杜甫的济世之心越切。显然，诗人对其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是济世天下儒学精神思想的体现，更主要的是，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从未忘怀济世之心，所以他的人生观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

　　2.杜诗体现了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早在洪荒年代，脆弱的人类无力抗衡自然环境的险恶，忧患意识便与生俱来，这是自然忧患。后来，忧世的政治忧患便明显地在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流露出来。《礼记?儒行篇》记载：“虽危，起居竟行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孟子在《离娄下》中说：“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我们知道，儒家的人生态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使其忧患意识的内容超越了自然忧患的层面”，[2]所以这种忧患情怀也成了一种儒家传统。一生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其忧国忧民情怀是极深刻的。他的诗歌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而杜诗的这种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的主题就是忧国忧民。

　　2.1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杜甫是一个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命运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的忧虑之情。

　　首先，表现为杜甫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国破草深的春城和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千古传诵的爱国诗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之后，写他在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抓获后被押到长安后看到的一切，山河依旧，草木丛生，人事已非，国家残破。诗人面对着国破草深的春城，因感伤所以面对着三春的花鸟会流泪、惊心，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心情。然而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人事远在剑南，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外，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事，哪能不惊喜掉泪?连书都无心看了，胡乱地卷起，放声高歌，开怀痛饮，写出其欢喜状。尤其是后两句，人还在梓州，心已飞向家园，想见杜甫那时的喜悦。浦起龙注：“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1]整首诗以直抒胸臆的快语和奔涌直泻的激情，抒发了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表达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其次，表现为动乱之后，为祖国并未获得和平与统一而担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便是《岁暮》。这首诗是诗人在梓州时所作，当时吐蕃又攻陷蜀郡西北的松、维、保三州，诗人闻讯非常震惊，挥笔写下这首诗：“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感爱死，寂寞壮心惊。”[3]吐蕃寇边，声势远播，已惊动了江城，天下因战乱而流血，朝廷有谁会投君报国，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特别是最后两句“济时感爱死，寂寞壮心惊”，是说报国岂敢惜生，但诗人又是被朝廷遗弃之身，所以只是徒自忧虑叹息而已。充分呈现了为祖国不幸命运而深沉忧虑的心情。

　　2.2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并予以深切同情

　　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真实地反映人民疾苦，真挚地同情人民、关心人民，是其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它贯穿在诗人的整个创作历程里面，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光芒。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期间的一些作品中，就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忧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几句，揭露了统治者不知厌足的“聚敛”“诛求”，对官府的苛重赋敛极为不满，从中表现出诗人对百姓的同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官墙内外，一荣一枯，一生一死，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社会罪恶，写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杜甫同情穷苦百姓，其言其行皆感人至深，当他的幼子饿死时，他并没有只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个人悲痛中，他想到的是那些失业、戍边的人，即“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发”，尚且这样，而那些普通百姓，特别是失去产业的人和守卫边境的士兵就更不堪设想了。张溍说：“不自忧，而为天下失业者忧，是何心境?”[1]确实，诗人从自己的忧愁想到别人的忧愁，把人民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这忧愁是何等地深重啊!从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民强烈的同情。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中，迫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封建社会的诗人文士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忧愁的不少，但一年到头无时不忧，一忧便忧到肠内热的并不多。而这首诗把诗人对人民的忧虑之情表现得极为深刻。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人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写出了更多反映人民的不朽之作。如“三吏”“三别”这组诗揭露了叛乱战争给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由于战乱，牺牲的人多，流血染红了川原，可见百姓当时的苦难生活。在《新婚别》中，诗人用新妇的口吻，深刻地书写出生离死别的悲哀：“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昏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在《无家别》中，诗人用一个重被征召去当兵的独身汉的口吻，写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狐狸竟敢鼓怒向人，则乡村已成鬼窟可知，而且四邻也只剩下一二个年老的寡妇。从中体现了杜甫对人民的深切忧虑之情。在《新安吏》中，诗人目睹征兵的残酷现实，疾呼天地无情：“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在《潼关吏》中，诗人谴责了草菅人命的边将：“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而《石壕吏》中，则揭露了乱抓壮丁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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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诗人漂泊西南时期，面对广大人民的种种残状，当诗人“床头屋漏无干处”时，还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强烈呼声!当大雨狂风破坏了自己的茅屋时，他想到的却是天下穷苦百姓，这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穷年忧黎元”的思想，强烈地体现了诗人对人民沉痛的忧虑之情。

　　3.杜诗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

　　仁字按照古文字的文字结构，是从人从二，意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人，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仁相处。“仁主要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着重于个人心情的真与善。在孔子所讲的仁的含义中，最本质的含义是‘爱人’。”[4]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对待亲人、朋友、天下的百姓乃至除人以外的动植物都寄予了深情，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从中表现了儒家“仁爱”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体现。

　　3.1对家人充满仁爱之心

　　杜甫的仁爱之心完全来源于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毫无任何虚假或浮夸。杜诗中对家人所充满的仁爱之心主要表现在写妻子和兄弟两方面的诗歌上。

　　首先，表现为对妻子感情的真挚。杜甫虽然生活贫困，但对妻子的爱却是真挚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充满仁爱之心，这种关爱之情主要表现在别离时的相思、重逢时的喜悦、困难时的同甘共苦以及对妻子的无限感激和愧疚之情。

　　在天宝十五年，被叛军拘押长安之时，虽距鄜州不远，但相见之期却不能以杜甫的意志为转移，故诗中别离眷恋之情让人钦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只从对面着笔，仅写闺中人如何想念远方的亲人，一‘湿’一‘寒’两字，写尽了妻子的美丽、善良与孤苦，也写尽了诗人的同情与相思之意。”[5“湿”、“寒”二字突出妻子思念的时间长，这种情景的描述表现了思念的深切，反过来也反映了杜甫对妻子的深切思念。这首诗是诗人在沦陷长安独自望月时写下的，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贤妻的孤苦形象，寄托了诗人无限的相思之情。《羌村三首》之一则表现了重逢时的喜悦：“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将情理置于大乱的年代里，不仅强烈凸现亲人一家相聚不易，更强烈衬托出人性的高贵与生命相依相连的人性之美。”[6]只因“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所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另外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王嗣奭说：“久客归来，未能即睡，不无琐事，更换秉烛，自是真景，非相疑而相照。至‘相对如梦寐’，则惊怪意犹未尽忘也。”[6]这一切都只因离别之久，关爱之切。而在逃难中，他们共饥渴，同生死，也表现出杜甫对妻子的真挚感情。天宝十五载夏，安史叛军逼近潼关，在长安供职的杜甫担心家属会遭不测，就返回奉先，带着妻儿向北逃窜，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北走经艰险”(《彭衙行》)，但他们“泥泞相牵攀”，“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一家人相互扶持，终于走出了困境。

　　杜甫早年雄心勃勃，自比稷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事总不尽人意，长安十年只得了一管理宿卫、仪仗的小官，安史之乱中，投奔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为官在外，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担在妻子一人身上，“窗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北征》)儿女穿在身上的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都是妻子用破旧的官服一针一针补起的。“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由于自己不在家中，儿女的抚育就全靠妻子了，暗含一种对妻子的感激之情。由于对肃宗失望，就辞官而去，从此过上漂泊生活，乱世交情淡薄，全家挨饿是常事，对于这一切，妻子没有抱怨，“老妻睹我颜色同”，安于贫困，怎不叫杜甫心存感激!然而杜甫不仅对妻子存有感激之情，而且还有愧疚之意。杜甫有时称妻子为“老妻”，这本身就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爱和愧疚。他第一次称妻子为“老妻”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这首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当时妻子杨氏才三十几岁，怎能言老?只看出杜甫内心的愧疚，所以要“庶往共饥渴”。还有“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妻子衣衫褴褛，内心愧疚;“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不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内心愧疚;“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妻儿的性命不能保护，内心愧疚，等等。这些诗句包含着杜甫无以生存，无以安家的感伤和愧疚，体现了诗人对妻子的仁爱之心。

　　其次，表现为对兄弟的仁爱之心。杜甫对兄弟情的珍惜是与传统文化的熏陶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温馨的家庭氛围是分不开的。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其中兄弟的美、家庭和睦也让杜甫有一种向往。杜诗中充满仁爱之心的兄弟情的诗歌从内容上可分为忆弟、送弟、得弟消息后的喜悦等。

　　杜甫一生漂泊无定所，和弟弟们常常难以相聚，思念之心却常凝结于心头，发而为诗，最为感人。其中《月夜忆舍弟》是其思弟的代表作，作这首诗时，诗人客居秦州，当时，山东、河南正处于史思明引起的战乱中，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患和思念。“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写节侯，写故乡的明月，却写的最是无理，无理之中却蕴含了诗人最深厚的情愫，乡愁中融入了对弟弟的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人，符合中国传统的思乡习惯，许多人感受到了，只有杜甫通过自身的经历，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了人们共同的心声。“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感情抒发了凄楚、哀伤，思亲与国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杜甫每与弟弟分别，都显得难舍难分，悲伤不已。《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一云：“岷岭南蛮北，徐关东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时危暂相见，衰白意都迷。”[7]诗人在成都，弟颖要去济南，两地相距万里，此时杜甫已年老。诗人一落笔就拉开了两地的距离，道阻且长，路途漫漫。“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上句从行者写来，但反映的是送行者的担忧之情。“万行啼”就是啼万行，为何啼?其一，对远行者深深的担忧之情使然。其二，“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是自己现实生活的显照。自伤自叹如此，又如何能不泪垂?其三，弟弟又要远行，今日的分别是否会是兄弟间的永诀呢?诸种感情融为一体，令诗人泪啼万行，表现出杜甫对弟弟的关心和担忧。

　　战争使普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人之间难通消息，难卜生死。杜甫流离之际，与弟弟常常失去联系，后得弟消息，诗人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发而为诗。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如诗云：“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7](《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中，“遥怜舍弟存”一句，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遥怜”二字，表明诗人对弟弟的爱怜之情，杜甫作为长兄，遵循着我国古老的“长兄如父”的传统，对弟弟也是“遥怜”，与“遥怜小儿女”意同，关爱之情充溢诗间。“舍弟存”表明诗人的惊喜、悲伤之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杜甫这位伟大诗人对兄弟手足的珍惜、眷恋之情，表现了诗人对兄弟所充满的仁爱之心。

　　3.2对朋友的真挚感情

　　儒家重友情。《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朋友遍天下，达到人我合一之境，杜甫与朋友之间同样是情深意厚的，很多诗中都体现着杜甫对朋友的仁爱之心。

　　在壮游时期，杜甫曾与李白、高适同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后来写的回忆这段生活、追忆这段友情的诗尤其感人。“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回忆他与李白、高适壮游时的情景，他们一起登台，一起饮酒，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这类诗歌还有如“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梦李白二首》其一)。死别绝望，生别则不能忘情，所以生别比死别还要痛苦，“故人入我梦”正表明诗人对朋友的相思之深。“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之二)表现了杜甫对李白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杜甫对朋友的态度是“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同心不减亲骨肉”。他对朋友同对家人一样充满了关怀，在送别朋友时，竟“觉君衣裳单”(《别董》)。对于遭贬的友人，杜甫非常同情。如《所思》中的“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澦堆”，杜甫希望自己的友谊，能给朋友以温暖，故嘱咐双泪，好生渡过滟澦堆，这种友谊，真是再深刻再纯洁没有!包含着诗人对朋友的同情和关爱之心。在杜甫看来，天下性情真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杜甫的这种“仁爱”情感并非止于亲情友情，而是推及天下百姓，甚至宇宙间的所有生命。如《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此时已将草堂让给了吴姓的亲戚，但他还是对那位诉苦的邻妇表现出如此的关怀。《三吏》、《三别》等都表现了杜甫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此外，杜甫对世间其他生命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如：“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恻隐仁者心’本是孟子对人类善良本性的阐述，但是其原意只是把人类当作恻隐的对象。”[8]而杜甫却将这种善良的本性施及一切生命，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和扩大。在杜甫诗中诸如“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题桃树》)，“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綀鸡行》)等诗句，都表现出对弱小生命的关爱，杜甫把儒家的这种仁爱之心施及于天地间的万物，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仁爱之心。

　　总之，杜甫诗歌体现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并希望通过辅助明君，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正是由于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使得杜甫对整个国家、人民充满了忧患，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而且杜甫不仅对家人、朋友充满了仁爱之心，甚至对宇宙间的其他生命也充满了仁爱之心，以上这些也正是杜甫诗歌中儒家文化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