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杜甫的名人故事

大诗人杜甫的名人故事

　　大家知不知道，在杜甫的一生中，留下来的不仅是他的千古名诗，还有一些令人寻味的小故事呢。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才得到一官半职。等到安禄山军攻陷长安，乃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跟随肃宗还京，接着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前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疾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1400多首。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模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甫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年少轻狂差点被杀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遇于洛阳，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等待杜甫的仍旧是失败。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严重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他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样正是这样吧。

　　激情疏狂到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犟，似乎不容易看到。

　　公元756年，唐宰相房琯率四五万军队在陈陶同安史叛军激战，由于指挥失当，差不多全军覆没，因此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杜甫说话有点没有分寸，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虽然冒犯龙颜，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徵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徵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答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把他打发了事。杜甫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了在四川做节度使的严武。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不久就向严武请辞。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去了。

　　杜甫诗集中有这样一首诗，可以当他人格的象征：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这位佳人，身份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亢的，这便是他本人的写照。

　　杜甫从政梦想最终破灭。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多情自古伤离别

　　与李白相比而言，杜甫对他们之间仅1年多交谊的记忆，却是愈久弥新。现存1400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20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10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和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杜甫多愁善感。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讽挖苦，杜甫却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哀江头 》)对落难的王孙(《 哀王孙 》)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对不相识的人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更是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 同谷七歌 》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看他的《缚鸡行》、《义鹘行》、 《 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的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对写不出那般抑扬顿挫的作品。1400多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发的产物。“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情酬郭十五判官 》)，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乃诗坛第一人。

　　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

　　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