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辨讹论文

《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辨讹论文

　　《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载迟乃鹏先生《杜甫〈石壕吏〉中的老翁和石壕吏》一文，迟文就杜甫《石壕吏》中老翁和石壕吏的形象以全新观点给予品评。令人遗憾的是，迟文在史料应用上存在一些错误，需要辨正。

　　一、迟文全篇立论的基础为：“唐朝承接隋朝，在兵制上实行府兵制。《兵志》云：‘凡民二十为兵，六十而免。’”

　　因此官府才会对老翁“点其为兵” （《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第84页。下引迟文同） 。然而只要我们略读一遍《新唐书》卷五 侗志》，即可知府兵制与其所规定的二十至六十岁之限，本指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时兵制的情况，与迟文所言安史之乱时的征兵没有丝毫关系。

　　依《新唐书》卷五 侗志》所载，唐代共有三次大的兵役演变，且不同时期的兵役制度互不相同：“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似铮似镉址希而方镇之兵盛矣。”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册，第1323—1324页。下文所引《新唐书》同） 府兵制的主要内容为：府兵者的家庭其他成员依然正常服徭役。府兵者本人服兵役，且兵、农不分，平日务农，农隙演练，自备兵器和粮饷。如此施行兵制对于朝廷是极为有利的，《兵志》予以总结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第5册，第1328页） 因此，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履行得越广泛、越彻底，府兵制度也就越巩固。反之，若土地集中、战争频仍，均田农民必大批破产，无力按府兵制的要求自备粮饷器械，府兵制度也就毁弃了。

　　府兵制最早隳废于高宗朝至武则天执政期间。当时，各地府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大量府兵逃亡，“府兵之法浸坏” （第5册，第1326页） 。至玄宗开元时，各地府兵均“逃亡略尽” （宋范祖禹《唐鉴》卷八《玄宗上》） 。鉴于府兵制名存实亡，宰相张说奏请玄宗召募壮士充宿卫，施行“似铩敝法：“（开元）十一年（723），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似铩。” （《新唐书》卷五 侗志》，第5册，第1326—1327页） 每个似锉丁“皆免征镇、赋役” （第5册，第1327页） ，由官府拨给兵丁军器、粮资。似镏频挠藕翊遇，使得逃亡者争相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 （宋范祖禹《唐鉴》卷八《玄宗上》） 至此，府兵制彻底废弃。待至奸相李林甫执政时，军费开支成了朝廷的巨大负担，于是朝廷便在“似铩狈ǖ闹葱兄写蚱鹆苏劭：“自天宝以后，似镏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新唐书》卷五 侗志》，第5册，第1327页） 朝廷不发军饷，似锓ㄒ脖阃接行槊了。但似锓ú⑽从纱朔现梗至安史之乱时依旧采用，《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即谓：“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万以御逆胡。……以京兆牧、荣王琬为元帅，命高仙芝副之，于京城召募，号曰‘天武军’，其众十万。”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230页。下引《旧唐书》同） 《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也说：“禄山本以诛国忠……（朝廷）即募牧儿三千人，日夜训练，以剑南列将分统之。又募万人屯灞上。” （第15册，第4572页） 这里的“募”，指的便是似锬急法。

　　由上可知：彻底摒弃府兵制，施行似镏剖切宗朝和安史乱时兵制的显著特点。因此，若论述安史乱时之兵役，仍旧以早已灰飞烟灭的府兵之法来立论著说，便显得风马牛不相及了。

　　二、迟文中有一条来自主观想象的推论。

　　即：因为《石壕吏》里有“惟有乳下孙”句，所以老翁岁数是“五十左右”。依据府兵制“六十而免”的规定，“老翁还应当是个兵”，官府也有权力令其出征，但是老翁以“逾墙走”的方式逃避兵役，故而老翁是一个“对国家社稷无责任心逃避兵役之逃兵”。

　　迟文以“乳下孙”来推断其祖父（老翁）岁数“五十左右”，从常识上来讲，其推断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漠视了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所有“乳下孙”与其祖父可能相距的实际年龄。例如白居易《谈氏小外孙玉童》诗所记载的“外翁七十孙三岁” （《全唐诗》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册，第5233页） ，迟文便无法自圆其说。故此，按照“乳下孙”来推断其祖父的岁数并作为推论的前提是不科学的。

　　那么《石壕吏》中老翁的年龄到底应该有多大呢？我以为：最小也当有六十岁。理由有两点：

　　（一）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肃宗乾元二载（759）是学术界的共识 （可参见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乔象钟主编《唐代文学史》、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

　　时杜甫本人已经四十八周岁了。从常理来分析，他不可能称呼仅比自己大两三岁的人为“老翁”的。因为“翁”字是对长辈带有褒义的尊称。汉扬雄《方言》六说：“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南楚谓之父，或谓之父老。”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7册，第64页） 唐代也是如此：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六《善见律》称祖父为 翁：“祖为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0742册，第744页） 再如《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张荐叹赏年已八十的忠直之士颜真卿为翁：“不知悲翁何以堪此！” （第16册，第4980页） 所以迟文推定老翁的岁数为“五十左右”是不近情理的。

　　（二）唐代称普通百姓为“老”有着严格的规定。

　　官府登记注册的“老”，才是真正的“老”，不可随意称呼。《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记载云：“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 （第6册，第2089页） 新、旧《唐书》及《文献通考》载其注册后的“老”有五点好处：第一，称“老”之后可不必服各种徭役；第二，老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朝廷便会授其名誉官衔；第三，犯罪可以减免刑罚；第四，可参加县令主持的礼仪活动；第五，可荫惠其子免除徭役。由于“老”的称呼与其本人及其子男的赋役情况紧密相关联，故而唐中宗之韦后曾用“老”的称呼来收买人心，将“老”降为五十八岁：“韦庶人为皇后，务欲求媚于人，上表请以二十二为丁，五十八为老，制从之。”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6册，第2089页） 后韦氏伏诛，杨躺媳砬肭蠓衔な咸岚福“省司遂依趟执，一切免之” （《旧唐书》卷一八五《杨檀》，第9册，第4819页） 。朝廷对民之“老”的称呼如此斤斤计较地反复修正，说明“老”之称呼绝非今天对年长之人随意泛称那样简单。

　　由上两点可基本确认老翁岁数最小也当为六十岁，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官府也不应当征其为兵。迟文强行指责一个至少六十多岁的老田翁为“逃兵”是不合适的。

　　那么假使撇开府兵制早已废弃及年龄条件等因素而不谈，老翁是不是“逃兵”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亦有两点：其一，老翁不是府兵。从杜甫《石壕吏》中的“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句可以看出：石壕吏只管捉人，并未要让被捉之人自带兵器和粮食。这说明：军队负责供给士兵兵器、粮食。这种情况不符合府兵制自备粮饷和兵器的原则。有点类似似镏疲只不过其中将“招募”变成了捉兵而已；其二，老翁亦不是似镎心急。似镎心急丁对身体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必须要达到“强壮”的程度，《新唐书》卷五 侗志》记述招募似锉之身体标准为：“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 （第5册，第1327页） 这样高的要求，老翁是达不到的。因为任何时候也无法将“强壮”与老翁等同起来。

　　至于“老翁逾墙走”之事，应当以同情的心理来看待：老翁已为国家献出了三个儿子，家里只剩老妻和“出入无完裙”的儿媳及“乳下孙”，若老翁再被捉走，一家人该如何生活？迟文将老翁说成是一个“对国家社稷无责任心”的人，有失公允。

　　三、迟文主观认为：石壕吏捉拿老翁服兵役，是“依据法律”的，因此石壕吏是代表“国”的“法律执行者”。

　　此观点亦不正确，原因有两点：第一，安史乱时，官府向百姓征兵役毫无“法律”可言：不仅老翁、少年要服兵役 （杜甫《羌村三首》其三有“儿童尽东征”句；《垂老别》写“骨髓干”的`老者走向沙场事。分别见仇兆鳌《杜诗详注》第394、53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而且连精力衰竭的贫苦老妇人也不放过。在如此黑暗的社会里，奢谈“依据法律”，岂不谬哉？第二，如果一定要牵涉“法律”的话，那么石壕吏捉拿老翁上前线打仗有违新、老皇帝的诏命，不仅不能代表“国”，不是“法律执行者”，而且是祸国殃民的凶神恶煞。

　　骑制代替府兵制后，玄宗为了让天下百姓感受到惜老怜贫之仁君形象，曾先后两次下诏放还老兵。《放诸镇兵募诏》敕命云：“或老疾尪羸……一切放还。” （《全唐文》卷三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44页。下引《全唐文》同） 《放还老病军士诏》重申道：“有疾病老弱不堪斗战者，委节度拣择放还。” （《全唐文》卷三一，第1册，第352页） 肃宗即位后亦想压缩没有战斗力的兵员。如乾元元年（758）肃宗颁布《乾元元年南郊赦文》：“兵士有尪弱羸老并拣择放。” （《全唐文》卷四五，第1册，第496页） 稍后的《罢役兴农诏》再一次下令强调：“应在行营有羸老病疾不任战阵者，各委节度使速拣择放还。” （《全唐文》卷四三，第1册，第478页）

　　如前所述，杜甫的《石壕吏》作于肃宗乾元二载（759）是毫无疑问的事。也就是说：这时肃宗刚刚颁布了军队放还“羸老”的《乾元元年南郊赦文》和谕旨，石壕吏既不奉行老皇帝的诏书，也不顾及新皇帝的敕令，将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圣旨”视为儿戏，何以能代表“国”，何以称得上是“法律执行者”？

　　综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迟先生的观点虽说新奇，但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成立的。这说明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不仅要有新思想、新方法、新思路和新发现，同时更应具有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