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歌《断线风筝》赏析

郭沫若诗歌《断线风筝》赏析

　　断线风筝

　　郭沫若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这首七绝是和于立忱《咏风筝》诗的，步原韵，1936年12月16日作于日本东京于立忱窝所。原诗有《小序》云:“夜偕达夫往东京郊区访于立忱，立忱以《风筝》一诗见示。诗云:‘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有所感触，因而和之，改题《断线风筝》。”最初以《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为题发表于1937年6月16日上海《妇女生活》月刊。于立忱，于立群之姐，时为天津《大公报》驻日记者。因从事爱国活动受到报方带告，被迫于1937年2月由日本回国，同年5月在上海自杀。死时留下《绝命辞》:“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I”于立忱的诗表现了她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受人牵制的悲债心情。郭沫若的和诗，以《断线风筝》为题，表现了身处异国他方，且受着迫害的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一往深情的爱恋。

　　诗的前两句，诗人借用断线风筝隐喻自己亡命日本被迫害的处境和有志难伸、有国不能回的苦闷情绪。起句“横空欲纵”，落笔不凡。风筝凌空展翅在空中翱翔，显示了风筝雄伟气魄，大有鹤鹏展翅、扶摇直上九霄之势。“又遭禽”，气势急转。风筝毕竟不同搏击长空的雄鹰，不能独立自主，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它的命运系于别人手中的线上，犹如遭擒一般。“断线风筝”的命运是悲惨的，从空中坠落后，或挂于高屋的飞枪斗角，任凭风吹雨打，或飘落江河湖海，浪迹天涯。这里诗人用“挂角高银”来描写“断线风筝”的命运，构思新奇，形象活现，令人感到信而不疑，合乎情理。断线风筝伴随着西沉的月影静静地孤寂地悬吊在半空，飞又飞不得，下又下不来，其命运之苦。处境之险，前途之渺茫，真是难以预料‘

　　诗的后两句，“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诗人又借风筝拟人的口气，展开了浪漫主义的'遐想。面对这皓月当空，星汉灿烂，净朗、安谧的夜晚，风筝在想怎么能到月宫里去，向仙女嫦娥表白自己洁白无瑕的一颗素心。这里诗人表达了自己宏伟的抱负和高沽的志趣，以及对祖国无限思念之情。

　　这首诗，诗人借断线风筝以咏怀，意垅深，格调高。郭沫若的《断线风筝》和于立忱的《咏风筝》都是以风筝自喻咏怀，虽同物同咏，然而两诗的风格、志趣、意境、格调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别来。于诗的主旨在表现个人身世的不幸，有抱负、有志向却得不到施展的悲愤心情。“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是一种悲观、无可奈何的心境。诗的容盘不够宽厚，风格沉实，然意境窄小，给人以凄苦孤独之感。郭诗的思想容量自然比立忱宽厚博大，不愿受人束缚，以“断线”风筝抒情咏怀，这样没有“半缕轻丝”受人牵制的束缚，纵然“断”了，纵然悬挂“高瓴”,但它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想象，甚至飞到天宫向仙女们述说自己的宏图高志，表自一个异乡游子对祖国的向往和痴情。在郭沫若旧体诗中，象这样把干预现实和追求理想两者结合起来，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尚不多见。这种咏风筝的题材虽不为特别，却不落案臼，思想更高，视角更远，意境更深。

　　这首诗艺术上颇有特色。整个诗形成了形象飞动的完整画面，既有“横空欲纵”的飞动传神，又有“挂角高扳”的静寂孤影，既有长空万里飞腾、高挂飞檐斗角的生动铺叙，又有神思飞扬、具有高度浪漫风情的心理描写，别开生面，境界独造，情重意浓，真真豁人耳目。

　　诗在技法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含蓄、蕴藉，寄托遥远。全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咏风筝，未见“风筝”二字，其意含而不露。诗中流露出一丝丝幽幽苦闷之情和对祖国眷恋之心，但不是直接表露的，而是采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传递的形式自然流露的。其次，用笔集中，首尾一物。诗四句，均咏风攀一物，未有第二。 “横空欲纵又遭禽”，写风筝奋飞之志遭拢之苦;“挂角高扳月影沉”，写风筝断线高挂飞榆斗角之命运，“安得姐娥宫里去”，写风筝想飞向月宫，“碧海晴天话素心”，写风筝向仙女们表白自己一片高沽素心。第三，旨趣超然，情韵独卓。情韵之妙，不在一般地咏风筝，借物咏志，抒情显怀，独异处是在咏“断线”风筝上。这种双关用意，既是诗人浪漫主义风格所决定。同时，也是服务于诗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思主翅的。

　　【知识拓展】：

　　郭沫若(1892一1978)。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1]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2]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