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庭坚

　　苏轼与黄庭坚这两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谊，始自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时苏轼在湖州太守孙觉处见到黄庭坚诗文后叹赏称誉，熙宁十年(1077)在济南李常处又对黄氏诗文再次推许褒扬。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接到黄庭坚投寄的书信与赠诗，并于秋初作答，二人定交。此后，他们诗文唱和，翰墨往还，但直到元丰八年(1085)尚未见面。

　　京师初晤与翱翔馆阁

　　苏轼与黄庭坚于元丰八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继入京，然是年尚未面晤。至元祐元年(1086)初，这对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两契的诗星至友，终于盼到了展晤之期。关于苏黄初晤的准切时间，稽查诸书，均无确载，苏黄集中亦未明示。检《苏轼文集》卷十九有《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其云：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

　　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

　　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铭文写石砚的打制、质地、产区、用途以及赠者、时间。其中"岁丙寅，斗东北"二句乃记赠砚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无须赘言。"斗东北"则为时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转换代指季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东北"(一作"斗南北"，是则非夏即冬，无确指性，疑为后人臆改，俟考)则言斗柄由北向东渐转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态势。由此可知黄庭坚赠砚苏轼乃在元祐元年初春季节。苏轼另有《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苏轼文集》卷68)是日众人作画题诗，而庭坚身与其间，议论并题书，则至晚此日已拜晤苏公，抑或即此日赠砚。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诗》谓"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题跋》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下引此本不另注);《题东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见东坡于银台之东"(《山谷别集》卷10);可知苏黄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与苏铭所记相合。《苏诗总案》将"黄庭坚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条下，虽未言依据，而大体不差。顺便指出，古柏《苏东坡年谱》云正月"八日黄庭坚拜于东坡门下为学生"乃由《总案》删节推衍而来，恐非确实，难以为据。综上资料可以推知黄庭坚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苏轼，并赠之以洮河石观，终于实现了十数年来的夙愿。苏轼自熙宁五年(1072)于孙觉处闻知黄庭坚，至此首尾十五载始得相见，而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投书苏轼，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从此，苏黄步入了终生最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谊生活。

　　苏轼自黄州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辞免中书舍人状》、《苏轼文集》卷23)，元祐元年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迁内制，视草西垣，至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离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这是苏轼入仕以来最为显达的时期。而黄庭坚自元丰八年秋初至京任校书郎，直止元祐六年夏末丁母忧扶柩归里居丧，立朝六载，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苏黄在京供职相处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据今传苏、黄诗注不完全统计，其间唱和几达百篇之多，全都情调高雅，意味隽永，情趣相似，且主题意外地集中、统一，几乎全是围绕友谊和林泉志趣。如元祐元年春，庭坚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苏轼有《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又有《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赠香、烧香本琐事、细事，乃至庸事，何为唱和再三不止?玩绎诸篇，则见多以佛典禅宗珠发妙语，传达出世之思，既含机锋，又富谐趣，正如黄诗所言"九衢尘里偷闲"，"深禅相对同参"，表现出心神两契的非凡友谊。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苏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黄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勾通，增进了友谊，同时又开始倡导一种新文风，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9)之说。

　　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上《试馆职策问》，"御笔点用"(《苏轼文集》卷27《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是月二十九日主持学士院考试，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并擢馆职。次年正月，庭坚除著作祐佐郎。至夏秋间，苏轼、黄庭坚等人英集王诜西园，李伯时图而画之，东坡"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 而熟视"，补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称"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西园雅集图记》)。至冬，上《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苏轼文集》卷24)，举状对黄氏的品德与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其对黄庭坚的推举已是无以复加，至成赵挺之弹劾苏轼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