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人性论的文学观

梁实秋人性论的文学观

　　梁实秋作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主张文学的规范化，从其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上，可以看见其对人性的阐释。

　　“文学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梁实秋也正是用古典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有力反思。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文学——重感情，轻理性，缺乏规范，不守纪律，是应极力批判的。在梁实秋的文艺理论中他提出，文学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古典主义。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观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人性论特征的把握并提出了“文学的活动始于表现出一个完美的人性”。

　　一、关于人性

　　既然是以人性论的文学观，那还推崇的是古典主义文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梁实秋“人性论”同自然人性论的内在区别。一般所说的“人性论”大多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性论，即肯定人的情感欲望与自然本性的的合理要求，反对一切牵制人的暴行，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论。五四新文学就很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但这正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反对五四文学解放个性，解放自我的浪漫主义特征。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关于人性，梁实秋从未有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是通过加以文献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是文学之标准。“人性”的文学观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常态的，一是普遍的。“常态的”是指人性乃根本不变的永久恒定。就像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会遭遇“绝对的真实之物”。人的语言有时是无法适当加以描述的，因为梁实秋所谓的“人性”是支撑一切文学活动进而涵盖一切文学活动进行时的“绝对者”。难怪梁实秋会认为“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人性是根本不变的。”从哲学关于真理的态度，我们很容易将梁实秋“人性”称之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看作是常态的不变。

　　第二个维度，梁实秋所谓“人性”还是“普遍的”，即人性是面对社会全体的，而非依附于个人自我的。梁实秋在谈及人性时，从未明确解释“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他只在“人性”表述前冠以“固定的”“常态的”“普遍的”“健康的”等定语。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却有意隐形的姿态、抽象的姿态贯之于文学的活动。“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是可以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的。因为它们是时间和世界的禁锢，得到了各时代各地域人们的共同认可的，是人之所向。

　　二、实现人性的途径

　　根据我们关于“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两个维度的初步理解，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中得出：实现“人性”的两个途径，一是理性的指导，一是情感的节制。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少有的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瞥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的共同影子。古典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理性的崇尚，古典的崇尚，追求艺术创作的规范化。理性主义哲学先驱笛卡尔(1596-1650)就认为，理性是先天的，永恒的，“我思故我在”。“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是古典主义者的普遍人生态度。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主张用理性克制人的情欲，推及文学创作即是要求文学从理性出发并合乎理性。梁实秋认为“古典的文学是凭理性的力量，经过现实的生活达于理想……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所以文学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创造出来“永久价值的文学”。缺乏理性指导的文学会是怎样的情境呢?我们可以从梁实秋关于新文学运动的“浪漫的混乱”的.不足中略见一二。因为新文学运动希望达到的景象是“又破又立”，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梁实秋大失所望：“破”的中国固有的旧标准不曾被打倒，“立”的新的外国的标准是一种无标准。从这一方面，缺少理性指导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确有其不足之处。

　　文学活动理性的指导，其具体实践是追求文学创作与欣赏规范的“严重”。梁实秋以为“文学是一种极严重的工作——创作者要严重的创作，然后作品才有意义;批评要严重的批评，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欣赏着要严重的欣赏，然后欣赏才能切实。”梁实秋从创作、批评、欣赏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认为的文学“严重”。这里也正好印证了“真实的自我，不再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严重”意在以端正的态度面对文学，使人们脱离感觉对文本的直接创作评价，而是用理性大旗指导文学。

　　但梁实秋也认为理性不能作为文学的唯一材料，浪漫的成分在人与作品中都是不能尽免的。梁实秋还认为“抒情主义”的自身无什么坏处，我们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由于新文学运动对个人意志的推崇，对应地，梁实秋只有节制情感才能使文学归于健康的路途。当然情感的节制其标准依然是理性的。“伟大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情感是应放置于理性的缰绳之下。”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情感和理性，两者应该是共存的，而非“舍我其谁”的单一存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理性应置于情感之前。只有理性的指导和情感的节制才能使文学走向真正健康人性的道路。

　　三、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几点看法

　　以上关于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梳理，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梁实秋对文学的个人胆识。他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对于新文学他没有一味地迎合，而是从自身观察角度看见了浪漫主义于中国文学之弊端。对于反思新文学给以世人新的警醒。其从古的反思视角，以使今人从思维方式上给以新文学运动以新的观照。但是我们也应看见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先天不足。

　　首先，他将人性框定于抽象之中，缺乏真实的文学实践。梁实秋既对现代文学持保守态度，我们却鲜有见诸于其文学的批评写作实践。其理论大多是对前人继承，而缺少个人对现代文学的实践感观。除了缺少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梁实秋自身的文学创作也难有其人性的实施，更多是浓烈的贵族气息。其次，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在如今的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阶级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性。这种人性论超阶级的特征亦使为必可避免的时代缺陷。所以其人性论观点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任何文学活动都是映衬在时代大洪流之中的，独发古典异声，是对现实文学洪流的大逃避。此外，其将理性主义置于绝对化，与情感的不对等性，也有其不足。理性与感性是人性的两个重要方面。感性并不是作为理性的绝对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人的情感，也可以体现世间最高的理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个体情感的抒发才是文学的指向。新文学运动正是个体与自我情感的抒发中体现了其时代的青春活力气息。梁实秋“偏理轻情”的观点，是忽视文学即是人学的文学艺术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