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论战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他们为何会论战?论战的内容是什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一、关于翻译标准问题

　　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梁实秋指出，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文笔是极为简练流利的，而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死译”，实际上是针对“曲译”而言的，“死译”和“曲译”分别是“直译”和“意译”的极端表现形式，历来一直被译界所深恶痛绝。梁实秋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在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陈西滢《论翻译》中的一句话：“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明眼人一看便知，陈氏这里只不过是在以讥讽的口吻点明死译和曲译实则是半斤对八两，死译与曲译之风一样断不可长。而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梁实秋一方面认为曲译断乎要不得，另一方面却又从反面入手，指出一本书决不会从头到尾的曲译，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害人不浅的错误，“读者终究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到尾的死译，读了也等于不读;“况且犯曲译的毛病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梁氏如此阔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下文作好铺垫，但他却于无形中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我们知道，误译有悖于原文语意，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作为不懂原文的读者，则很少能对这些错误信息加以识别，就此而言，上了译者的当，受了译文的骗，读者即使“落个爽快”，其危害无疑更甚于“令人看不懂”的死译。此外，从客观上讲，犯了曲译的毛病，不见得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诚如“死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我们同样可以说，曲译者有时正不妨同时也是死译。显而易见，梁实秋的这些论断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从《文艺与批评》中挑出三段译文，并指出“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时，即遭到了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强有力的反驳：梁实秋的这些话，“在我也觉得是废话”，他认为要读这样的书，就是要“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但“地图并不是死图”，而“硬译”即使离“死译”不远，照此类推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

　　其实“硬译”这一概念对鲁迅和梁实秋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并没有任何贬义，而只是把它作为“直译”的代替说法，这里的“硬”字，实际上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言的。他指出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新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要提倡“硬译”，无非是想更加忠实于原文，也就是对原文的“信”，至于他后来提出的“宁信而不顺”一语，只不过是针对“宁顺而不信”所表现出的暂时的意气用事罢了，因为他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这里的“不顺”，并非指要像赵景深那样把“天河”译作“牛奶路”，而是“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之所以如此，他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说明了部分原因：译者面对的读者要分为不同的层次，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乙是略能识字的，丙是识字无几的，其中丙被排除在译文读者的范围之外，给乙类读者的译文要用一种特殊的白话，至于甲类读者，则不妨运用直译，或者说不妨容忍译文中出现“多少的不顺”。

　　早于1928年，梁实秋就在《论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使人看得懂。在他看来，“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只一次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他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硬译”，主要是译者或于外国文无把握，或译不出来时勉强为之，或生造出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或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不懂的原文，或把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等等，他的这些指责显然都具有针对性，矛头所指就是被他称为“硬译大师”的鲁迅先生。事实上，他的一些翻译观点可以说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首先指责了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的一例译文错误，然后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于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他还为“坏的翻译”界定了三个条件:“(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出‘原文的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并称三条有其一，便是不好的翻译，若三者俱备，便是最坏的翻译，可以看出，这里的三个条件显然也是针对鲁迅的译文而总结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味地意气用事，比如在对鲁迅大加讨伐的同时，他也不失确当地对各种错误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评。他指出：“顺而不信”与“信而不顺”都是极为错误的。然后他又接着说道：

　　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也不必即误。误译，曲译，死译，硬译，都是半斤八两。误译者不要笑硬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硬便能遮盖自己译的误;硬译者也不要笑误译，莫以为指责别人译的误便能遮盖自己译的硬。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硬译，他却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翻译标准，事实上，他当时的译作大部分也是以直译的形式出现，其特点是采用以句为单位的散文体，力求忠实地传达原文的语义，这从他后来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也可以看到。

　　仅从理论上分析，我们看到的显然只能是“婆理公理”之争。下面不妨将两人的翻译各引一段，让事实来印证其理论的可行性：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 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itions.

　　—— Charles Darwin

　　鲁迅译：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距离)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梁实秋译：

　　我首先要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对于鲁迅的译文，梁实秋说他看不很懂，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会发现译文中的确有不少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是(距离)很远的事”和“宣言出来的必要的”两个成分，几乎和上下文联系不起来，可见梁实秋谓之“硬译”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比较而言，梁实秋的译文虽然也运用了一些欧化句式，但读上去还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此外鲁迅的译文在用词上显得过于生僻，梁实秋的译文则要通俗得多。这里虽然不排除重译和直译而造成的差异，但译文本身基本上反映了两人的翻译风格，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也能够从中看出孰优孰劣。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鲁迅的翻译在质量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以俄国阿尔跋绥夫所著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段译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