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青年必读书》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青年必读书》

　　引导语：鲁迅先生的《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下面是一篇《青年必读书》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青年必读书〔1〕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鲁迅《华盖集》笔记

　　读鲁迅的杂文，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奇妙的体验。有时候真觉得他真好勇斗狠，陈源他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闲话”，他就揪着不放絮絮叨叨好一阵子。有时候却觉得他好情真意切，论时事说青年语多肯綮，偏激处偏有一种可爱之处，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欲罢不能。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新与旧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思想启蒙与行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革命与国民性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通讯一》)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通讯二》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