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华盖集》杂文集:《评心雕龙》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评心雕龙》

　　引导语：《评心雕龙》是中国作家鲁迅的一篇文章，出自《华盖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评心雕龙〔1〕

　　甲 A-a-a-ch!〔2〕乙 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3〕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

　　丙 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国人。

　　丁 中国话里这样的叹声倒也有的，他不过是自然地喊。

　　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死尸!现在应该用表现法;除了表现地喊，一切声音都不算声音。这“A-a-a”倒也有一点成功了，但那“ch”就没有味。——自然，我的话也许是错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话并不错。

　　戊 那么，就须说“嗟”，用这样“引车卖浆者流”〔4〕的话，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为下等的。况且现在正要读经了……。

　　己 胡说!说“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说过好几回，将“唉”都“垄断”了去，使我们没有来说的余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闻之。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5〕。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张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余曩者之曾为白话，盖痰迷心窍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说“呸”么?这是人格已经破产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现在因为受了庚先生几句抢白，便“呸”起来;非人格破产是甚么?我并非赞成庚先生，我也批评过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爱说公道话。

　　子 但他是说“嗳”。

　　丑 你是他一党!否则，何以替他来辩?我们是青年，我们就有这个脾气，心爱吹毛求疵。他说“呸”或说“嗳”，我固然没有听到;但即使他说的真是“嗳”，又何损于癸君的批评的价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党，那么，你就也人格破产了!

　　寅 不要破口就骂。满口谩骂，不成其为批评，Gentle-man决不如此。至于说批评全不能骂，那也不然。应该估定他的错处，给以相当的骂，像塾师打学生的手心一样，要公平。骂人，自然也许要得到回报的，可是我们也须有这一点不怕事的胆量：批评本来是“精神的冒险”呀!〔6〕卯 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肞嶒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湅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7〕辰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窃取着外国人的声音，翻译着。喂!你为什么不去创作?

　　巳 那么，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来，字典上只有“Ach”，没有什么“A-a-a-ch”。我实在料不到他竟这样杜撰。所以我说：你们都得买一本字典〔8〕，坐在书房里看看，这才免得为这类脚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说，他的话流产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产〔9〕也，岂非因为急于出风头之故么?所以我奉劝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动弹，庶几可以免于流产，……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误译也，还不是因为不买字典之故么?且夫……

　　酉 这实在“唉”得不行!中国之所以这样“世风日下”，就是他说了“唉”的缘故。但是诸位在这里，我不妨明说，三十年前，我也曾经“唉”过的，我何尝是木石，我实在是开风气之先〔10〕。后来我觉得流弊太多了，便绝口不谈此事，并且深恶而痛绝之。并且到了今年，深悟读经之可以救国，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该废除。但是我并不说中国应该守旧……。

　　戌 我也并且到了今年，深信读经之可以救国……。

　　亥 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当废除……。

　　十一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雕龙”一语，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雕龙睪”。据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睪修衍(驺衍)之文，饰若雕缕龙文，故曰‘雕龙’。”南朝梁刘勰曾采用这个意思，把他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题为《文心雕龙》，本篇的题目就是套用《文心雕龙》的。作者的用意是调制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最主要的是在攻击从林琴南到章士钊的'读经尊孔的复古主义，和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奴颜婢膝的阿谀;但同时也批评了新文艺阵营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确的主张。而文中所举的一些语句，大都见于上述诸人的文章，但也有经过作者提炼的。

　　〔2〕A-a-a-ch 即Ach，德语感叹词，读如“啊喝”。

　　〔3〕关于“搬到外国去”的话，参看本卷第83页注〔2〕。

　　〔4〕“引车卖浆者流” 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5〕噫嘻吗呢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中说：“陈君(按指陈西滢)……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6〕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话，可能是针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评与骂人》一文而发的。

　　该文有如下一些议论：“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

　　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精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 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9〕青年何其多流产 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鲁迅的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