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 秦观 鉴赏

踏莎行 秦观 鉴赏

　　引导语：宋代词人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下面是原文鉴赏，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踏莎行⑴·郴州旅舍⑵

　　【原文】

　　秦观

　　雾失楼台⑶，月迷津渡⑷，桃源望断无寻处⑸。可堪孤馆闭春寒⑹，杜鹃声里斜阳暮⑺。

　　驿寄梅花⑻，鱼传尺素⑼，砌成此恨无重数⑽。郴江幸自绕郴山⑾，为谁流下潇湘去⑿?

　　【注释】

　　⑴踏莎行：词牌名。

　　⑵郴(chēn)州：今属湖南。

　　⑶雾失楼台：暮霭沉沉，楼台消失在浓雾中。

　　⑷月迷津渡：月色朦胧，渡口迷失不见。

　　⑸桃源望断无寻处：拼命寻找也看不见理想的桃花源。桃源：语出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指生活安乐、合乎理想的地方。无寻处：找不到。

　　⑹可堪：怎堪，哪堪，受不住。

　　⑺杜鹃：鸟名，相传其鸣叫声像人言“不如归去”，容易勾起人的思乡之情。

　　⑻驿寄梅花：陆凯在《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这里作者是将自己比作范晔，表示收到了来自远方的问候。

　　⑼鱼传尺素：东汉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另外，古时舟车劳顿，信件很容易损坏，古人便将信件放入匣子中，再将信匣刻成鱼形，美观而又方便携带。“鱼传尺素”成了传递书信的又一个代名词。这里也表示接到朋友问候的意思。

　　⑽砌：堆积。无重数：数不尽。

　　⑾郴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载：郴水在“州东一里，一名郴江，源发黄岑山，北流经此……下流会来水及自豹水入湘江。”幸自：本自，本来是。

　　⑿为谁流下潇湘去：为什么要流到潇湘去呢?意思是连郴江都耐不住寂寞何况人呢?为谁：为什么。潇湘，潇水和湘水，是湖南境内的两条河流，合流后称湘江，又称潇湘。

　　【白话译文】

　　雾迷蒙，楼台依稀难辨，月色朦胧，渡口也隐匿不见。望尽天涯，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处觅寻。怎能忍受得了独居在孤寂的客馆，春寒料峭，斜阳西下，杜鹃声声哀鸣!

　　远方的友人的音信，寄来了温暖的关心和嘱咐，却平添了我深深的别恨离愁。郴江啊，你就绕着你的郴山流得了，为什么偏偏要流到潇湘去呢?

　　【鉴赏】

　　上片写谪居中寂寞凄冷的环境。开头三句，缘情写景，劈面推开一幅凄楚迷茫、黯然销魂的画面：漫天迷雾隐去了楼台，月色朦胧中，渡口显得迷茫难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互文见义，不仅对句工整，也不只是状写景物，而是情景交融的佳句。“失”、“迷”二字，既准确地勾勒出月下雾中楼台、津渡的模糊，又恰切地写出了作者无限凄迷的意绪。“雾失”、“月迷”，皆为下句“望断”出力。“桃源望断无寻处”。词人站在旅舍观望应该已经很久了，他目寻当年陶渊明笔下的那块世外桃源。桃源，其地在武陵(今湖南常德)，离郴州不远。词人由此生联想：即是“望断”，亦为枉然。着一“断”字，让人体味出词人久伫苦寻幻想境界的怅惘目光及其失望痛苦心情。他的《点绛唇·桃源》词中“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写的当是同样的心情。“桃源”是陶渊明心目中的避乱胜地，也是词人心中的理想乐土，千古关情，异代同心。而“雾”、“月”则是不可克服的现实阻碍，它们以其本身的虚无缥缈呈现出其不可言喻的象征意义。而“楼台”、“津渡”，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同样被赋予了文化精神上的蕴涵，它们是精神空间的向上与超越的拓展。词人希望借此寻出一条通向“桃源”的秘道。然而他只有失望而已。 一“失”一“迷”，现实回报他的是这片雾笼烟锁的景象。“适彼乐土”《诗经·魏风·硕鼠》之不能，旨在引出现实之不堪。于是放纵的目光开始内收，逗出“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桃源无觅，又谪居远离家乡的郴州这个湘南小城的客舍里，本自容易滋生思乡之情，更何况不是宦游他乡，而是天涯沦落啊。这两句正是意在渲染这个贬所的凄清冷寞。春寒料峭时节，独处客馆，念往事烟霭纷纷，瞻前景不寒而栗。一个“闭”字，锁住了料峭春寒中的馆门，也锁住了那颗欲求拓展的心灵。更有杜鹃声声，催人“不如归去”，勾起旅人愁思;斜阳沉沉，正坠西土，怎能不触动一腔身世凄凉之感。词人连用“孤馆”、“春寒”、“杜鹃”、“斜阳”等引人感发，令人生悲伤心景物于一境，即把自己的心情融入景物，创造“有我之境”。又以“可堪”二字领起一种强烈的凄冷气氛，好像他整个的身心都被吞噬在这片充斥天宇的惨淡愁云之中。前人多病其“斜阳”后再着一“暮”字，以为重累。其实不然，这三字表明着时间的推移，为“望断”作注。夕阳偏西，是日斜之时，慢慢沉落，始开暮色。“暮”，为日沉之时，这时间顺序，蕴含着词人因孤寂而担心夜晚来临更添寂寞难耐的心情。这是处境顺利、生活充实的人所未曾体验到的愁人心绪。因此，“斜阳暮”三字，正大大加重了感情色彩。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

　　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

　　【创作背景】

　　此词为作者绍圣四年(1097)作者因坐党籍连遭贬谪于郴州旅店所写。当时作者因新旧党争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州酒税，后又被罗织罪名贬谪郴州，削去所有官爵和俸禄;又贬横州，此词作于离郴前，

　　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认为，这首《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秦观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友人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曲折表白。

　　【作品介绍】

　　《踏莎行·郴州旅舍》是宋代词人秦观的作品。此词大约作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作者初抵郴州之时。词人因党争遭贬，远徒郴州(今属湖南)，精神上倍感痛苦。词写客次旅舍的感慨：上片写谪居中寂寞凄冷的环境;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秦观的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