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饭的散文

忆苦思甜饭的散文

　　“妈妈，我要吃红薯。”一走进菜市场，孩子就指着堆放在菜摊旁的红薯对我说。这年头，孩子的话就像圣旨，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挑了几个看上去又大又光滑的红薯，称了，付了钱——感觉价格贵得离谱，二块五一斤。我暗笑，若在老家，那些堆成山一样的红薯，喂猪，猪都不太爱吃的，更别说，再让人花钱去买了。

　　家乡的红薯叫红苕。每年桔子成熟的季节，地里的红苕也长大了，人们开始把它们从土里挖出来，再种冬小麦。那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农忙节。田间地里，热闹非凡。男人们挥舞着锄头，一边把生长在土里的红苕刨出来，一边和邻地里的男人聊着天，从天气到收成，或三里五村的新鲜事儿。有时也偶尔说到国家大事，开心处，“哈哈”大笑几声，引得女人和孩子们附和的笑。乏了，就聚在一处，用锄柄当了临时的凳子，相互散着烟，再神吹海聊一通。女人和孩子们就把红苕捡起来去掉泥，再堆放好：个儿大的，放进用竹子编制的箩筐里；个子小的、被挖坏的，堆放在另一边，这样的红苕，容易坏，不易储存，所以喂猪的时候，先捡这样的洗。每放满两个箩筐，男人就取来扁担，套上箩绳，牙一咬，眉一挑，腰一挺，扁担和箩筐就在肩上了，一路有节奏地晃晃悠悠，嘴里断断续续哼哼唱唱，以此表达着丰收的喜悦。

　　红苕大多是红皮儿的，被泥糊着的时候，看上去灰不溜秋，很像孩子们被弄脏的脸，经水一洗，就露出光鲜亮丽的面容。用刀去掉皮儿，再切开，从里面渗出奶白色的液体，这时，孩子们肚里的馋虫就要作怪了，张嘴一咬，脆脆的，甜甜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水果”。

　　有几年里，每年红苕丰收后，也是我最犯愁的日子。那年月，土地刚分配到户，人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就指望那点地打点粮食填饱肚子。偏偏家乡又是人多地少，水稻的产量也不高，除了上交粮税，人们常常是寅吃卯粮，小孩大人个个面黄肌瘦，红苕，也很自然地成了那时的主食。看吧，每到傍晚时分，生产队仅有的堰塘边上，围着一圈洗红苕的男女。依然是竹子编成的筐篼，装着大半篼红苕，先往水里浸透，再“唰唰”地搡动着，他们的身形起伏有致，面赤心热，不时地挥手擦擦头上的汗，脸上尽是欣喜的神色。等到浊水散去，红苕就算洗净了，将篼捞出水面，把水沥干，提回家，挑好的红苕去了皮儿，切成小块儿，或熬一锅红苕稀饭，或用木甑蒸。木甑是由杉木板箍制而成的圆桶，外形类似中空的圆台，内有带孔的隔板，顶部有盖。蒸红苕饭的时候，将桶内的隔板上铺一层厚厚的红苕，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夹生米饭，一起大火蒸了，待到木甑四周散出热腾腾的蒸气，红苕和米饭特有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打开木甑盖，那一甑颗粒饱满，晶莹透白的米粒，诱得人直流口水。米饭下面熟烂的红苕，浸透了大米的香味，软软的，糯糯的，越发香甜，它在我幼小的年岁里，填补了不少缺糖少油的日子。

　　刚开始几顿红苕饭，吃得特别顺口，左一碗右一碗，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仍不肯放下碗筷。日子越往后，我对顿顿不离红苕的饭就渐渐地犯了愁。父亲却照样吃得香甜，还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自然灾害，人们都没吃的，啃树皮，吃“仙米”（一种泥），见了青草也是香的，不知饿死过多少人，这红苕饭，跟以前比起来，要算是好饭了。

　　父亲的经历和让我痛惜的话，也曾让我惭愧过一阵，决心不再挑食。可我吃饭的速度，还是慢了下来。每当端起一碗红苕饭，还是不由自主地先挑了饭粒入口，碗里的红苕，堆了大半碗，不得已，到了最后，只得将那令我早已不甚感兴趣的红苕塞进嘴里，慢慢嚼，越嚼越没味，越嚼越不想下咽，又怕父亲责备，只得强行咽下去，再也不肯多吃。令我痛苦的是，每顿吃剩下的红苕，父亲也不肯倒掉喂猪，而那些隔顿的红苕，已经变得发黑、发硬，也吃不出甜味了。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有时干脆拿红苕当晚饭，清水煮上半锅，放上盐和少许的猪油，就着咸菜和辣椒吃得有滋有味，我却是食欲大减，只肯盛上一小半碗红苕大半碗汤，将那个已令我非常讨厌的红苕用筷子碾碎，搅成一碗糊糊状，硬着头皮“咕噜、咕噜”喝下去，那样子，绝不亚于大人拧着眉喝中药时的苦，还有壮士断腕般的豪迈。

　　其实在那个年代，尽管常有人口多的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红苕充饥，在我家，三个人的地种出的粮食两个人吃，一个大人一个小女孩，是绝对够吃的，还真是年年有余。

　　最令我不平的事也就在此处：每年稻花飘香的时节，来家里的熟人就多了，先是叔叔伯伯，然后是同一生产大队的婶子大爷，他们挑着箩筐来了，父亲就把粮仓打开了，金黄的谷子，五十斤一百斤，人多的时候，父亲还要自作聪明地帮他们分开，说是“相互匀兑”，“饿了大人也不能饿了小孩子……”

　　最后只留下约摸够我们爷俩吃到新稻谷成熟的分量。每到这时候，我心里就很不服气，对父亲的意见大了去了，哦，一年让我吃将近半年的红苕，合着就是为了省下粮食帮别人渡过难关呀？自己家丫头还比不上别人的亲了？哼！就晓得对别人好！

　　后来的几年，人们种上杂交水稻之后，稻谷的产量提高了不少，人们也不用再借粮了，红苕也不知道几时退出了我们的饭桌，香喷喷的大米饭，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年照样堆成一座山似的红苕，则成了猪食。有几年，父亲还抱怨，现在的猪都比过去的人吃得好，可那畜牲，竟然连红苕也不肯吃！随着岁月的推移，父亲挑红苕的腰板不那么直了，笑容还是那样亲切随和，只是，眼神里多了期待。在我离家的日子里，村里的婶子叔伯为父亲做了不少事，填补了他不少空虚孤寂的日子，仿佛一夜之间，我便长大成人，理解了当初父亲乐善好施的举动。而我和父亲之间相互的思念，比相隔的距离还要长。

　　一锅红薯粥熬好了，粘粘的，稠稠的，切成大小适中的红薯块儿，黄澄澄，透亮晶莹，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孩子一个劲儿地说“好吃、好吃”，我挑起一块又糯又软的红薯放入口中，失声叫出“真甜呀！”恍惚中，脑海里浮现出父亲那饱经风霜却依然憨厚、朴实的笑脸，竟然又吃出了几丝酸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