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烽火话友谊伤感散文

碧山烽火话友谊伤感散文

　　一九四〇年初春，豫鄂挺进纵队已发展到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为了牵制日寇西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纵队主力和司、政两部进驻了白兆山和大山头一带。为了战争的需要，野战医院也建立起来了，政委李晓白，院长粟秀贞，我是医务主任。当时日寇封锁严密，“扫荡”频繁，战地缺医少药，困难重重。除了就地取材，加工自制和穿越敌人封锁线设法购买外，我们还大胆地作国际统战工作，求援了一大批急需的药品和器械。

　　【抓住时机】

　　初春时节，美国进步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沬特莱到我鄂豫边区新四军战地参观采访。腊月二十五日，来到了驻扎在京山八字门的五战区国防前线的我纵队司令部。次日，深入到我们设在来子湾的战地医院，参观了诊断室、手术室、病房……。陪同她来的中国翻译安娥，不断地在史沫特莱和李政委、粟院长之间，用两国语言进行翻译。史沫特莱看到了我们用民房设置的病房，用木板搭成的病床，用白土布缝成的用于手术的帐蓬，用竹蒸笼代替的高压消毒锅，和自采的草药，自制的脱脂棉，自制的绷带；也看到我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医务人员競兢业业的服务态度，工作人员和休养人员之间深厚的阶级感情，她惊奇地说：“想不到在这个山沟里还有这样一座医院，你们的条件困难，设备简单，但是精神振奋，工作先进，中国人民了不起！”

　　当栗院长陪同史沬特莱休息的时候，李政委把我叫到一边说：“李司令员说，这史沫特莱来采访，看了我们的很多单位，对我们的工作很赞扬，是个进步的美国记者。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机会，通过她，使我们的医院得到国际方面的一些支援。”

　　这时，我想起一九三九年陈赓司令员在华北挂彩后，住上海秘密养伤，想见鲁迅先生。史沫特莱就在日本驻沪司令部对门，以请客的形式，帮助陈赓鲁迅会了面。她是同情中国革命的。

　　“但是，她是一个记者，怎样支援我们的医务工作呢？”我又感到有些不解地问。

　　“她现在来汉口搞国际医疗工作，她和美国驻汉领事馆领事戴维司是朋友，可以通过她的关系再去找戴维司。”李政委接着说：“今晚上，我们打算为史沫特莱开—个欢迎会，你要立即作好两个准备：第一，写一份需要支援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计划；第二，在今天晚上的欢迎会上用英语致欢迎辞。”

　　我想，第一点我可以立即动手，第二点有没有必要呢？于是我说：“政委和院长讲就行了，我用不着发言吧。”

　　“你用英语致辞有特殊的意义。”李政委很郑重地说。我想了又想，是不是用英语致词，好让史沫特莱知道，在我们的山沟里不仅有这样一座医院，而且医院里还有懂外语的医生呢！这也许就是李政委所说的“特殊意义”吧！于是，我不好再次推诿，把两项任务欣然接受了。

　　晚上，在一间民房堂屋布置的会议室里，几盏煤油灯亮晶晶的，欢迎会开的隆重而又活泼。史沫特莱听着李政委、栗院长介绍工作式的发言和我热情洋溢的英语致词，不断地点头微笑。最后，她致了答词，称赞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称赞我们的医院办得不错，表示愿意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当前存在的困难。

　　晚会是简短的，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特殊任务】

　　第二天，李政委送客人去司令部回来，又找到我说：“史沫特莱给美国驻汉口领事戴维司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急需要药品，我们决定由你去美国领事馆联系，今天就出发。”

　　“我去行吗？”我感到愕然。

　　“这是李司令的意见。”李政委接着说：“史沬特莱的信另派专人送到汉口，你化装出发更安全些。”

　　“危险我不怕，就怕我去完不成任务。”我把思想顾虑说了出来。

　　“李司令员认为你去很合适，你可以先到他那儿去一趟，看他还有什么指示。”李政委继续动员我。

　　我心里还是感到不安，立即跑到司令部去。见到了李司令，我就说：“李政委说，你安排我到美国领事馆去，这样的任务，我去能完成吗？”

　　李司令说：“你来得正好，正想找你谈谈。”顺手递给我一杯茶后接着说：“你是民主人士，又是医生，又懂得英语，我们去是要求帮助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决定你去。你去以后，主要宣传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讲讲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决心，也谈谈当前的一些困难。史沫特莱的信派小江提前送到你住在汉口的内弟家中，你内弟不是在汉口搞邮政工作吗？通过他与戴维司取得联系。年内时间太紧，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得马上出发，首先到陶政委（陶铸同志）那儿路过一下，看他还有什么意见。”

　　我想，领导既然考虑得这么周到，那就用不着犹豫了。我立即冒着呼啸的北风和纷飞的雪花，骑上战马，奔向了陶政委的驻地辛家榨附近的张家山。

　　我下马后，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走进了陶政委的办公室。

　　他立即问道：“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快来，烤烤火。”同时，招呼通讯员往炉子里加一些木炭。

　　我坐在火炉的对面，把李司令的安排汇报了一番。最后，我加了一句：“就怕我去完成不了任务！”

　　陶政委听完后说：“好呀！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大胆去吧，也和美国进步人士搞统战嘛。毛主席在抗战开始时说过，我们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你去讲讲我们地区抗日十人团发展的情况，讲讲人民组织起来的变化情况，也可以讲一讲当前的困难，比如缺医少药啦，要求他们给予一些支援。讲话要理直气壮，不卑不亢，你看行吗？”

　　我的思想顾虑，经李司令和陶政委的先后启发，彻底消除了。我立即象战士接受命令一样地答道：“好，马上出发，坚决完成任务！”

　　“今天不早了，明天大早动身。”陶政委看了看窗外黄昏的飞雪说。

　　政委陪着我吃了晚饭，还特地炒了鸡蛋为我饯行。因为再往前走，就全是敌占区，所以陶政委把走的路线，沿途注意的问题和到达美国领事馆以后的活动都一一作了交待。然后，催我早点休息。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想早点入睡，可是，脑海里思绪翻腾，怎么也睡不着。

　　首长交待的特殊任务，我作为一个医生，现在要去搞外交，确实有点特殊啊，我能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吗？

　　搞国际方面的活动，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哩，怎样和戴维司打交道呢？他会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沿途通过敌占区，怎样应付敌人的'盘查，尽早到达汉口呢？

　　参加革命时，程超明同志给我送来化名李任陶（系李先、任质斌、陶铸）三同志的信，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现在，挺身前往，争取外援，不就是我的神圣职责吗？

　　想着，想着，一股暖流充满全身，不知过了多久，才朦胧睡去。

　　【化装出发】

　　一觉醒来，我立即穿上借来的便衣，打扮成生意人的模样，带上填着小贩身份的“良民证”，提前吃了早饭。陶政委找来一个叫张义周的青年农民，说是给我当向导和护送我去汉口的。临行前，还一再嘱咐我一路上要胆大心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通过敌占区时要沉着应付敌人。我连连点头，好让政委放心。

　　雪，比昨天下得更大，路上已积了半尺深。我们二人各拄着一根竹杆探路，防止跌入雪坑。小张是当地人，路线熟，就在前面走。我一路沉思，而小张又沉默寡言，除了我俩为防止滑倒而相互关照的应答声外，就显得一路寂静。大雪纷飞的原野真可谓路断人稀，一望无际的茫茫白雪，照得人眼睛有些发胀。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云梦城边。刚到街口，一个伪军问道：“你们到哪里去？”

　　“回汉口岳母家过年。”我沉着地回答。

　　“你们是干什么的？”

　　“做小生意的。”

　　“有良民证吗？”

　　“有。”我从衣袋里掏出证件，随手递了过去。

　　风雪交加，天气太冷，加上我们二人没带多的东西，那个伪军例行公事式的盘问了几句，就躲进他的岗棚里避寒去了。

　　雪还是一股劲地下着，一双棉鞋已经走破了。到达了伍洛寺，天色渐晚，我们只得找一间小旅店住下。

　　晚上，当地维持会的几个汉奸查房来了。

　　一个汉奸拿着登记簿，首先问了我们的籍贯、姓名、哪里来的，然后说：“良民证拿来看看！”我满不在乎地又把那个玩意儿递了过去。

　　“你是干什么的？

　　“良民证上不是写着做生意的吗？”

　　“他呢？”指着小张问道。

　　“是我亲戚，种田的。”

　　“到哪里去？”

　　“汉口。”

　　“快过年了，到汉口去干什么？”他想找出破绽，继续盘问。

　　“生活有困难，回岳母家过年去。”我顺口回答得非常镇定。

　　“东西拿出来检查一下！”提马灯的家伙想找出点岔子。

　　包袱打开一看，除了一套换洗衣服和少数日用品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几个家伙看到没有油水可捞，只好窜到其他旅客房间纠缠去了。

　　次日下午我们就到了孝感。小张也算完成向导和护送的任务，当即由安陆返回。我叮嘱他向陶政委汇报我一路平安。

　　我在河口搭上了去汉口的帆船，大雪已经停了。船家为了年前赶到汉口，顺水而下，日夜兼程，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汉口的姑嫂村。起坡以后，我就急忙地往岳母家走去。

　　【去领事馆】

　　我来到岳母家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岳母忙着给我打水洗脸，弄饭吃。我内弟陈志豪立即以邮务员的身份，把小江送来的信送到美国领事馆去。戴维司见到是史沫特莱的信，同意当天就接见我。这样，我便立即赶到了领事馆，在三楼客厅见到了戴维司。我进客厅，戴维司高兴地张开手，表示欢迎，请我在沙发上坐下。

　　“从五战区前线来的吗？”他用熟练的中国话问。

　　“是的，今天刚到。”我自然地回答。

　　“你现在来的意思是……”他问道。

　　我把前线抗日的情况和缺医少药的问题简略地说了一番。

　　“你来得太晚，我们大部分人都到重庆去了，现在不大好办。”他好象有点为难、似乎想推脱地说。我想，看来还得作一番工作。于是，我说：“日本军队侵占了半个中国，到处奸掳烧杀。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国际方面中美英苏是同盟国。我们现在有些困难，美国方面也有所了解。史沫特莱介绍我来找你，要求解决医生和药品的问题，请领事先生大力支持。”

　　“好吧，”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今晚开个除夕晚会，请你讲一下，我们再研究。”接着，戴维司向欧美同盟国的领事馆、协和医院、文华大学和教会等单位用电话进行了邀请。

　　戴维司陪着我，吃了一顿西式晚餐。他边吃边问道：“前线生活怎么样？”

　　“很艰苦，但我们什么困难也不怕，一心要消灭日本侵略者。”我很有精神地回答。

　　“你们中国人了不起！”他伸出大姆指夸耀道，并说：“晚上开会，你再向各位宣传宣传。”

　　街道上华灯初上，被邀约的客人们坐着小轿车、黄包车，纷纷而来。灯火辉煌的会议厅内，坐满了几十个碧眼金发的欧美洋人，收音机内播送着除夕的音乐。戴维司以他美利坚合众国驻汉领事的身份主持了晚会。戴维司致词以后接着介绍说：“这位是孙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曾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现在战地服务。今天由前线来到，我们欢迎他讲话”。满坐的洋人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鼓起了一阵掌声。我从容不迫地按照李司令、陶政委的指示，把抗日组织和活动情况，把新街战斗的胜利，把前线的艰苦奋斗精彩演说了一番，然后提了些要求。我还说：“这次我是刚刚送走到前线采访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女士之后，匆忙地化装通过敌占区来到汉口的。今天拜访诸位，实在为时太晚。然而，却能和大家共度除夕之夜，迎接中国新年的到来，又甚感荣幸。请让我借此良机，敬祝诸位新年愉快，身体健康！”一阵掌声结束了我的这次宣传。我发言之后，有的人因对中文不够精通，又陆续地用英语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我解释，我只好当场用英语一一作答。

　　由于进步人士史沫特莱在汉开展“国际医疗运动”并运用她的关系，促请戴维司出面组织支援，加上日本发动对华侵略，妄图独占中国，也从多方面损害着欧美各国在东方的利益，而欧美各国也想借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来削弱其在远东利益的争霸对手。因此，我们这次求援，看来是有可能达到目的的。在我作了一番抗日宣传并提出支援医药要求后，立即引起了到会者的一番议论，戴维司请他们回去再研究具体支援办法。接着客人们吃点心，喝香槟，相互祝酒，笑声朗朗。这时，我顺手取了块点心，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仿佛是陶醉在这欢乐的气氛中。其实，我正想：我在这金碧辉煌的大厅，和洋人们度过了除夕之夜，而首长和战友们在前线的炮火声中又将是怎样迎接充满战斗的新一年呢？

　　“密斯特孙，太疲劳了吧，来干一杯！”我定眼一看，戴维司正端着两杯酒来要我同饮。我站起来接过酒，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我趁势再要过一杯香槟。我说：“我提议，为感谢领事先生的热情招持，为各位客人的健康，为迎接中国的新年，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干杯！”客人们也表示支持我这个来自前线的中国人民的代表，举杯同饮。除夕晚会在欢乐声中结束。

　　戴维司答应明天继续商量，并安排我在三楼客室下榻。钢丝床上，放着金色的缎面鸭绒被，躺上去，又柔软，盖上被，又暖和。这一夜，我把穿过敌战区时日夜兼程的疲劳，消失在酣睡中了。

　　【友谊花开】

　　次晨漱洗完毕，我就去找戴维司继续商量支援医药之事。突然，电话铃响了，戴维司拿取话筒叽哩咕噜几句之后，转身对我说：“孙先生，日本人要举行新年团拜，我先送你出去，明天再来吧！”那时，还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日尚未宣战，日本侵略军还保持着对美在汉领事的正常往来。当然在团拜之时碰上一个在领事馆里的中国人是有所不便的。此时我回避一下，一则不致使戴维司产生不快，二则好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为我们的要求与有关方面进行一些磋商。于是我乘上领事馆为我准备的轿车，回到了岳母家中。

　　初二上午，我又去找戴维司。见面相互问好之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医务人员大都到重庆去了，现在只能给你调一名医生，药和器械大部分可以按计划解决”同时，他还交待了一下具体接洽的问题。我们正说话间，一个生疏的年轻中国人走了进来。我站起来，正想同他打招呼，戴维司忙着介绍说：“这就是前线来的孙先生。”接着转向对我说：“他是谈太阶，现在协和医院工作，这次和吴院长商量决定调他去线。”在外国领事馆，两个中国人见面感到分外亲热，我俩即攀谈起来。

　　我说：“欢迎你呀，我们医院正需要医生，你去将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你们医院在哪里？”他问道。

　　“在五战区国防前线，在京安县的山沟里。”我又接着说：“我们的战士杀敌英勇，就是伤员救护缺医少药。你去了，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他生活在城市里，工作在外国人办的正规医院，对战地工作和生活情况一无所知，因而他不断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鼓励他大胆参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线。我们经过一番诚挚的交谈，他终于动心了。他虽然置身于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然而，由于青年人爱国心的驱使，毅然表态离开这繁华的城市，拋弃优厚的待遇，随我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参加革命的行列。当我们约定了启程日期以后，我的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关于药品器械发运问题，我想留下给送信来的小江负责办理。他是搞外勤工作的，我们每次到敌占区釆购药品，都是他设法穿过日寇的封锁线运回战地的。凭着他积累的经验，也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我一找小江商量，他就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自然，在物质缺乏的困难时刻，谁不为这可贵的支援感到高兴呢？为了战争的需要，谁又不愿为革命多作一点工作呢？

　　五天以后，我们的新战友谈太阶同志（现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来到了战地医院。他确实是一位有胆识、热情高的革命青年。价值五万元的大批药品、器械也陆续运回来了。战地急需而又奇缺的医生、药品器械基本解决了，该能减轻多少伤员的痛苦，挽回了多少战士的生命啊！

　　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时隔几十年了，在抗战中，中美友谊的一页，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栽培这友谊之花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女士虽已与世长辞了，但她的骨灰，按照她的遗嘱，寄给了朱德同志，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我这篇回忆录，一方面是为了记载当年革命斗争的一个片断，不致忘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史沫特莱女士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