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旷达情怀

苏轼的旷达情怀

　　在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以下是“苏轼的旷达情怀”，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  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玘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