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陶渊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位个性鲜明而突出的诗人。几乎没有人像他一样，千百年来，行动不断地被人学习，诗歌一首一首地被仿作。他的影响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历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留下了痕迹。他的性格特征和创作色调都是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精神和面貌的折光的反映。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会在脑海里涌现出一个为了坚持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在生活和生命统统失去保障的年代里，贫困而顽强不屈地过了一生的形象。“劲气侵襟袖”，他的梦想，他的叹息，他的憎恶，他的爱好，曾经震动过多少人的心弦啊!但是要对这位诗人作出正确的评价，还需继续讨论。

　　一、性格与时代

　　要想真正了解陶渊明和他的创作，首先应该弄清楚他的性格特征和时代面貌。这位“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诗人，在他的朋友颜延之的心目中是个斯斯文文，不爱活动，厌恶浮华，而洁身自好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一般说来，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宁静的、理智的、严肃的诗人的风度。当然这是很表面的，在他的宁静的心灵深处，蕴藏着永远扑灭不了的火种。韩愈曾经说，读过陶渊明的诗，总感觉到诗人“虽淹蹇不欲与世接，然不能平其心”，这就是说，采菊东篱、悠然自在的陶渊明，在生活上所显露出来的个人性格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消极地逃开现实的斗争;另一方面却不屈服于现实，而坚持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理想。任真率性，反对矫揉造作，要求个性的自由舒展，和安贫守贱、躬耕自资，对于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执著，这两个明显的特征构成了他的性格的鲜明性和完整性。“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贞刚自有质”，“总发抱孤介”，“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这些自白性的语言，在在都标识着他的性格的特征。许多传说，如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众座度履”的故事，“莲社攒眉”的故事，都是在行动上留下了他的性格的印痕。

　　性格，恩格斯曾经在评论欧文的时候说他自己“……领悟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学说，即人的性格是由两方面——方面是遗传机体，另一方面是人的周围环境，特别是他的发展时期的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这就是说，性格有其生理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有社会性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今天我们对于个性、性格的理解，就是建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够了解具体的人的个性和性格。个性和性格应该属于社会历史范畴，是一定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中的产物。个性和性格的差异，主要的是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而造成的。

　　这样，我们要想理解和分析陶渊明的性格，就得认识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什么是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特征呢?许多人都提到过。这是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互交错，复杂而最为尖锐的时期。但是具体地分析起来，晋自淝水战争以后，民族存亡的紧张局势，稍趋和缓。孙恩、卢循和皇族官僚集团的战争的扩大，与当时皇族与豪族之间争夺劳动力和皇族企图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强制“免奴为客”的人当兵，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并不是因为农民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被迫起来反抗奴役和争取生存的权利。因此这一战争是否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而产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孙恩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叔父报仇，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农民要求减轻剥削和奴役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孙恩所燃起的战火，还不能说是农民战争。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虽然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但是表现出的尖锐程度，根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是不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我们知道晋朝实行的是占田制，即土地国有化。但是当时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却继续“兼并”，不理睬这个法令。这样，皇族与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田园产业的扩充和要求掌握政治权力就纠缠在一起了。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利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2]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现象。但在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某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和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权力有根本的性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政治权力干扰的不是工商业，而是田园、产业。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财产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彼此是有矛盾的。陶渊明的时代，正是这种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的时代。世家豪族与士族，这些大财产所有者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不断发生冲突和倾轧。豪族为了保护并扩张产业，就得争取掌握政治权力，皇族以及中央官僚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地位，就必须通过赋税等对于财产进行干扰和捉弄。这样，在豪族与皇族的各个集团里面都出现一些军事冒险家、政治野心家，互相争夺，互相屠杀。使得当时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种阴森森的恐怖的局面。有一位卷入这种斗争的旋涡中终于弄得杀头的叫做诸葛长民的高级官吏，说过这样一句话：“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机危。”[3]这就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实况。“必履机危”，表明了斗争的激烈，同时也显示贪欲与权势欲使得许多人“覆身灭祀”和“倾国亡家”。

　　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追求政治权力，一是退隐田园。追求政治权力很可能像诸葛长民那样“覆身灭祀”;退隐田园，也很难避免政治权力的干扰。不过，统治者对退隐行为有时还是欢迎的，欢迎他们帮闲。如同桓玄要做皇帝，“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日高士。时人谓之充隐。”(《通鉴》)充隐当然十分可笑，算不得真隐士。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材料主要想说明两种情况，一是在政治的舞台上，统治者要演大轴戏时，还需要隐士这个角色;另一是隐士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潜伏的社会势力，这点，从“招隐”和“反招隐”的一些诗篇中，还可以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魏晋时代隐逸风气那样盛行，应该认识到这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也可以说，它是社会上两种权力，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矛盾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产物。《晋书·祈嘉传》有一首歌谣说：“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就透露了隐逸是客观社会中矛盾的反映。有一首《四皓歌》说：“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也道出了隐逸的真情。

　　陶渊明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性格是在“淡焉虚止”的家庭和“君子固穷”的儒家教义的影响下形成，而在这个“贞脆由人，祸福无门”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仕途险恶和秽浊，驱使他“逃禄归耕”，通过亲身参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的性格中，像爱好劳动和安贫守贱这些特点，却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民族心理面貌(特别是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某一时期的人们的特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所著《关于世界通史某些问题的科学概念的评述》中认为，爱好劳动和能够安贫若素，是中国人的祖先从古代起就安于定居的生活方式，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而且生活在被压迫和贫困的环境，养成了这样的性格。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国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而只是说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民族性格呈现这样的状态[4]。“安贫若素”，在我们今天自然不能算做民族品质，但是在陶渊明身上曾经充当过他的坚持理想的动力，起过积极作用。

　　二、诗歌的特色

　　别林斯基说：“诗人，作为一个人，一个性格，一个天性一一总之，作为一个个性，难道能够不反映在作品中吗?当然，不能够，因为和自己脱离任何关系而描写现实的现象的这种能力，只是诗人本性的另一表现而已。”[5]这里，别林斯基所讲的是指一般的诗人。若是拿抒情诗人来说，那么，诗就是诗人生活的记录。抒情诗人总是在揭露自己的性格中反映生活。

　　陶渊明的诗歌，基本上是抒情诗。这些抒情诗中充分地烙上了他的性格的印记。钟嵘说：“五言警策，陶公咏贫。”在这个题材的选择和描写上，的确显示了他的创作的特色的。他把理想、贫困、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批评以及生活和劳动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诗歌的特殊风格。这只要我们读读另一个作家的同类性质的诗，马上就可以感到这一点。江逌《咏贫》云：“荜门不启扉，环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箪上自生尘。出门谁氏子，惫哉一何贫。”这和“陶公咏贫”比较一下，显得多么缺乏个性，缺乏生活气息。空空泛泛，没血没肉，一点也打动不了人们的心。我们回头看看陶渊明的诗就完全不一样。“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的诗中，劳动实践和生活理想是结合在一起的。“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缔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十二首》之八)贫困、不满、求生的意志和对于理想的坚持，感情的真实和胸襟的开旷明朗，诗歌的风格与诗人的性格糅合得那么匀称。这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疑当作旱)稻》诗中也同样地表现了这个特色。“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是他对于“代耕”(即出仕)生活的戒惧和决绝，夹杂着财产权力要求避开政治权力干扰的时代的回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现实的社会，在诗人的笔底下，多么不公平、不合理。“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正义和正直的人生理想培养茁壮了他的“安贫若素”的意志，他宁可“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也不接受统治者的拉拢和诱惑。“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就这样，他在贫困中坚持了他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和理想，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呢?“大济于苍生”，可能是他早年曾经涌现过的心情，但是就他一生的行事看来，没有迹象证明他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只能算做偶然的激动，在他的性格中，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特征。理想不能够是“忽然想到”，而必须是坚定不移的相当稳定的一心理面貌。显然的，逃开了政治斗争的陶渊明，“大济于苍生”，就不能不变得更形式了。这样，《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描写的生活更能代表他的理想。在没有讨论桃花源这个理想的性质以前，想先谈谈另一首诗，这首诗是：“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首》之四)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人生观，也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平的、安定的、家庭生活的讴歌，以及对市朝的官场生活的厌恶，他爱什么、憎什么，是十分鲜明的。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像他所想的那个样子。吃得饱，睡得充足，这样的朴素。当然陶渊明对于生活的理解，还不止此。美好的生活概念还必然要包括工作在内，生活而不工作是不行的，“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劳动、吃饱睡好，这不是人生正当的要求吗?这人生理想和“大济于苍生”最终的目的是相同的，因为“大济于苍生”也不过叫苍生吃饱睡好而已。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劳动、吃饱睡好”的理想，它和《击壤歌》所表现的思想基本是一样的。“击壤自欢”是陶渊明的理想，也是“晨出肆微勤，日人负耒还”的写照。这是一个生活在被压迫和贫困的环境中的小生产者的理想，和那所谓“大济于苍生”的政治家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大济于苍生”必须参加政治权力的角逐，这是陶渊明所不愿意从事的。这点我们如果不结合陶渊明的性格和生活来考察《桃花源诗》，对于诗中所描写的理想是说不上真正的了解的。

　　陶渊明的创作受到性格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反映什么”和“如何反映”两个方面来探讨。还是以《桃花源诗》为例吧。许多人都提到“秋熟靡王税”这个句子，说它有“反剥削的思想”。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剥削”这个概念，在陶渊明的头脑中恐怕是不存在的。我对于这句诗的体会，是它正反映了土地所有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干扰的愿望。因为“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6]。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课取定额的谷米，以充皇室的挥霍。马克思说：“哪一个饶舌的庸人不会向饥饿的老百姓指出，捐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7]老子也说：“民之饥以在上食税之人多也。”在土地上劳动而身受饥寒的陶渊明只字不提租税对于自己生活的影响。只讲了这么一句“秋熟靡王税”，多么婉曲地表现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啊;我们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看到他穷得“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口里还说“在己何怨天”，这种隐藏真实的情感的作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大家都熟悉他是因为不愿向督邮折腰，才辞掉了彭泽令的。但是他自己怎样说呢?“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黑暗的残暴的统治之下，陶渊明养成了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就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迂回曲折。我们读一读这一首诗吧：“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之四)在《和刘柴桑》那首诗中也提到“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这种农村残破的景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疾疫?饥荒?战争?诗人没有作出回答。但是我们从《魏书·食货志》记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谨，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和《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我们知道，人祸是重于天灾的。陶渊明所描写的那个江州，就是刘毅所说的江州。两相对照，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们再看看《于王抚军座送客》这首诗吧。陶渊明参加王宏的这个“集别”，是以清客身份，还是一种不能推辞的义务，我们这里搞不清楚。但是送故迎新，官场杂役，当时人是当做一种坏风气看待的。《晋书·虞预传》说：预“陈时政所失日：军寇以来，赋役繁数……自倾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刘毅传》也说：毅为江州都督，上表言事，谓“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我们知道官吏们来来往往，对于老百姓却是一件苦差事。陶渊明在这首诗中，通过“逝止判殊路”这一句，也.隐约地接触到了不愉快的现实。我们这里看到当诗人的笔触及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是多么小心谨慎起来。有人因为在陶诗中，看不到痛快淋漓地描写民问疾苦，和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的诗篇，就怀疑这个作家，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抒情诗人反映现实总是离不开他的性格特征和时代特征的。他的性格特征决定他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

　　我们前面讲过，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矛盾的激烈化的时代，作为一个士族后裔，陶渊明是倾向于保有财产权力的豪族方面的。陶渊明除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问”这所小庄园外，还有其他田产的。他的诗中，所讲的“西田”、“南亩”、“下潠田舍”以及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所说的“三宿水滨”的地方，都不是指的“方宅十余亩”的小庄园。他开始归耕的时间是兴元二年。这个时候正是在孙恩发动的战争以后，当时田畴荒废，统治者曾“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提倡“同以南亩竞力”，使“野无遗壤”，鼓励开荒的[8]。陶渊明的“我土日以广”，大概是垦荒的结果。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和《劝农》诗，都是作于这个时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辽阔，清新，期待，喜悦。田园生活中，他感到十分适意。对于他那个小庄园，他非常依恋。“静念园林好，人问良可辞”，打算一辈子过着乡居的生活了。

　　在陶渊明笔底下的乡村，是“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和平安定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劳动生产的积极态度和喜悦的心情，人与人之问的和睦相处，这个融洽的社会，比起那个“冰炭满怀抱”的市朝，太好了。如果风调雨顺，“明雨萃时物，北林荣且丰”。生活是富裕的。在这个环境中，“偶爱闲静”，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欣赏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景物的乐趣。但是“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艰。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能够吃饱睡好，还是由于付出了代价的结果。

　　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技术低下，缺乏科学的田问管理，靠天吃饭的成分还是很重的。要是碰上“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就会“收敛不盈廛”，而要挨饥受冻了。陶渊明告诉我们的农村面貌就是这样。这个田园生活，和他所厌恶的“市朝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市朝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是“驱易进之心”，弥漫着一片非分苟得的空气。这个社会是“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没有真理，没有正义。尔虞我诈，“世俗久相欺”的。诗人把它叫做“尘网”和“樊笼”。私有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问造成一种互相仇恨，互相猜忌、欺诈、倾轧、争夺等现象。这些现象每天发生着，像罗网似的，每个人生下来都被圈进去，凡事一点也做不得主。陶渊明所体会到的官场生活就是这一实质的反映。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两种生活的对比，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一面是自由的欢乐的，人与人之间是融洽的，互相帮助，彼此关怀的，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谈笑;另一面是阴暗的残酷的，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倾轧、讹诈，没有信用，没有是非，彼此冰炭，只有恐惧，缺乏温暖。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描写了两种生活的不同，他明白表示他爱的是田园的、劳动的、自由的、温饱的生活，虽然他常常是不能得到温饱。对于肮脏的、庸俗的、险恶的、令人感到窒息的、厌恶的政治生活，他是否定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把仕进当做迷途，而对于远离政治权力的角逐，认为得策。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他描写这两种生活的手法是不一样的。读过他的诗，我们懂得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割。播种时候是什么心情，除草时候是什么心情，收割时候是什么心情，这些我们都能够体察到。他的屋前屋后有什么花草，他和哪些朋友来往，一切都很清晰、细致。但是当他描写市朝生活时，他不是笼统地说那是“网罗”、“樊笼”，就是什么“异患”、“相欺”。具体的细节，我们一点也弄不明白。一个人对爱好的事物多讲几句，讨厌的东西少提起，这很自然而平常。但是就陶渊明说，“语默自殊势”，多谈少说，还有个人性格和时代压力的原因。

　　把政治生活看成罗网，本来是魏晋名士和隐士的共同语言。何宴《拟古》、王徽之《兰亭》、郭璞《游仙》、孙绰《赠温峤》都把官场说成网罗。陶渊明虽然也和他们一样使用这个名词，但是他把这种生活和美好的幽静的田园生活对立起来，却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由于它和美好对立，许多人都可以把对于现实不满的情绪装进那个网罗中去。由于它和幽静的田园对立，一切动乱的污浊的概念都和政治联系起来。给人们灌输一种对现实社会的秩序的怀疑和否定的意念。这样就是我们读过陶渊明的诗，虽然他对丑恶的霉烂的现实揭露不多，但是总和诗人一样感到窒息而要求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陶渊明诗歌中，这种由于个人性格和时代的关系而决定的表现方式，本来算不得什么艺术技巧，然而在实际上却产生了艺术的感染力。

　　在陶渊明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中，和市朝生活完全不一样，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争夺，没有忌刻，也没有龃龉，有人说这是陶渊明有意地写出田园的和谐美好，用以衬托市朝生活的腐臭。我觉得如果说他的诗客观上产生这样效果是可以的，如果说他的诗主观上就是这样想的，却未必然。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这地方正反映了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世界观的局限性。我在前面说过，他所生存的时代是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亦即皇族与士族，矛盾剧烈的时代。他的世界观始终没脱离士族的地位。对于士族根据地的庄园内部，他的观察力是迟钝的。然而正因为这样，才构成了他的诗歌特征的一个方面，缺乏笔扫千军似的揭露现实的勇猛。

　　三、几个问题

　　在讨论陶渊明的诗歌时，不少人提到抒情诗的特征问题。有人企图从题材范围来限制抒情诗的活动，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探索抒情诗的特征，必须要了解诗人的性格和个性。抒情诗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区别，主要是诗人的个性在这种形式中获得直接的表达的机会。性格不仅表现在一个人做什么上，也表现在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怎样做上。因此抒情诗的表现方式常常受到诗人性格的制约。我们研究陶诗反映现实问题，离开诗人的性格特征，就不能得到完满的解答。

　　有一些人离开诗人性格特征，企图从肯定诗人的思想中来肯定作品。他们说，陶渊明是无神论者，反对“形尽神不灭论”的，不信佛教的唯物论者。根据就是《形影神》三首诗。就诗论诗，在我看来，也没有这个“胜义”。这三首诗中，《形赠影》这首开头说：“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是说天地永久也不毁灭，人何以不同?《神释》中回答这个问题：“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就是明白地表示人其所以能和天地称列为三才，就是因为我这神也不灭的缘故。这就是告诉形说，人之死亡，只是你要消灭而已。因此这首诗在我理解，不仅不是什么“神灭论”，恰恰相反正是“神不灭论”。至于“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安慰形和影的，并非说自己。这首诗本来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偏偏许多人要在里面煞费苦心地找寻陶渊明的哲学见解。甚至有人还举出什么“化迁”的词汇来佐证这个“创见”。其实“化迁”是个当时流行的口语，并非哲学的专门名辞。支遁(道林)《述怀》诗也用过。支道林是个和尚，大概不会反对佛教“神不灭论”的。而且事实上，陶诗中，如《拟古》诗中有“游魂在何方”，《挽歌》诗中有“魂气散何之”都和“神灭论”是冲突的。

　　另外还有一些人，不仅离开诗人的性格，而且离开诗歌的本身来讲思想性问题。如同有人说：“《劝农》诗突破了轻视劳动的思想，而把劳动看做人的本分。”这是一个道地的断章取义的解释诗歌的标本。《劝农》这一组诗，从总的倾向和它的主题思想说，是劝谕农民要好好劳动的，意思很清楚，原诗俱在，不必辞费了。至于有人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中，看出诗人“思想没有被个人的痛苦所吞没，他反而更感受到了社会上贫富的悬殊”，这真不知从何说起。这首诗，我反复读过，也体会不出这个意思来。只能说这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古人的作品上去，不是原诗含有的本义。

　　还有的人，简直就没有细心阅读作品，就发表意见。如同有人见到陶诗中提到张掖幽州，就说陶渊明到过北方。又如镇军参军为仕刘裕的意见，也完全不考虑这和《宋书·武帝纪》的记载是矛盾的。刘裕义熙元年三月(《通鉴》作四月)“旋镇丹徒”，如果陶渊明这个时候经曲阿至丹徒的话，与他这时已经为建威参军使都，彼此矛盾，怎么能一身而二用呢?至于《饮酒》诗作于四十岁左右，即赋归去来不久，旧宅未遭火灾以前，何孟春的说法是可靠的，但是有人偏要把写作年代拉后十多年。陶渊明的旧宅有一根松树(见《归去来辞》)，移居后就不再提了，《饮酒》诗有一首说：“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也可以作为移居以前的作品的一个旁证。

　　总之，由于近来翻阅陶诗，发现问题不少，这里不能一一提出来讨论，拉杂写来，希望爱好陶诗的同志们，匡其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