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陶渊明故居

　　到了江西的九江，必须要到陶渊明的故居去瞻仰一下，这不仅仅是去观光一个旅游景点，而是要寻找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退隐后的悠然，或是一点什么苦衷。总之出于对名古人大家的一种崇敬，祭拜则是必然的了。

　　九江，在历史上曾经叫过浔阳，江州、柴桑等。陶渊明弃官以后，就回到了浔阳郡西南的星子县隐居，过上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同妻子男耕女织，在偏安一隅饥一顿饱一顿的打发着光阴。这期间他饱尝了民间的疾苦，也领略到了弃官以后政治上的轻松，与山水融化在一起的愉快心情。所以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散文，词赋，开启了田园诗风的先河。

　　当我们走进陶渊明故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狭长的山坳，两面的山平缓，充其量是丘陵，中间的平坦处也不会宽过百米。眼前这个地方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悠然见南山”的地方?那南山一点儿都不伟岸。“采菊东蓠下”，菊在哪里?陶园给我的感觉与平时读书所形成的样子不知要相差多远。

　　走进山坳的小路旁是一池一池的蔬菜，每个小池子也只有 一平方米到两平方米。这个地方的土地这样稀缺?我心底生出了感叹。一排错落有致的灰色房舍展现在眼前，四周是一人多高的围墙，门紧闭着，门口堆放着几辆摩托车，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与我同行的几个人有些失望，顺着山边的路向里面走，路明显高于山坳里房宅，向园内望下去，里面的房宅基本能看个大其概。

　　好在这时候从一个园内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女士，端着个洗衣盆，被我们叫住了。原来陶渊明故居正在修缮，停止接待游客，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开放。我们说明了远道而来，再来不易。这个女士很有同情心，我们就成了陶渊明故居唯一的一伙游客。这位女士具有大文化人故里的优雅，义务为我们当起了导游。

　　一进陶园的门，是一个四角亭亘在路的中央，两级台阶穿亭而过，亭子的柱子上一副楹联：右面：云无心以出岫;左面：鸟飞倦而知远。横匾：归来亭。这是陶公一生的心灵之音，也是这座园子的灵魂。驻足在这座亭子面前，仿佛看到一个疲倦的长者仰望天空，衣衫在秋风中抖动，或许他的眼睛里面还有泪痕。归隐?决不是人们所歌颂的那样富有诗意，那样轻松愉快，归隐是官场潦倒中的一种无奈之举。哪个有血气的文人志士不想报效国家?谁人不想施展自己的报负?

　　顺着由石头铺成的甬道，走进一个长廊，这是一段诗林，主要是陶渊明的诗，还有历代名人歌颂与缅怀陶公的诗，当然都是大手笔。那么多的诗，我们来不及细细品味就拐入向南的小道。越过一个小小的池塘，这应该就是“洗墨池”，看来是刚刚清淤，岸上全是翻出来的新土。这位女士指给我们看岸上的柳树，在池子的南岸一排柳树，有七八棵，她说准备留下五棵，因为陶渊明也叫五柳先生。那岸上的柳一定不是陶公当年的柳，一千好几百年了，什么样的柳也要化为灰土。

　　一组石阶引着我们向南山走去，那里有陶渊明的墓，一个十分简陋的不起眼的坟冢。一个石碑，旁边是用石板刻成的陶公的赋：归去来辞。女士告诉我们说，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所以这石阶也用了六十三级。她说陶公去世后不是安葬在这里，而是一个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后来由于一场大水，把陶公的墓碑冲了出来，陶渊明的后人拣来立在了这里。这座坟是空的。这个说法与一些史料的记载还不一样。魂兮归来，陶公安息!

　　再想看点什么东西，这位女士说，展馆还没有开，起居的地方也没有开，只能看到这了。

　　狭窄的甬路上，散落着一片片的枯叶，这就是南方的气候特点，本来此时是春天，却已经有叶子落下了。满目青山，一片郁绿，偶有落叶黄枯，最容易给人以繁华不远处的凋零感，一边是生，一边是亡，生生相息，这可能就是世界的`本意。

　　站在这寂静孤零的陶园，遥想陶渊明当年的生活场景，日出领着妻子荷锄而出，日落携着妻子疲惫而归，看一眼夕阳西下，弹一弹身上的泥土，可能又来了诗兴，或随口吟诵，或赶紧找来纸墨，一挥而成。田园诗出来了，并没有什么刻意的企求，或是想着有朝一日，能让后人如此的痴狂，他的不经意之作，竟成了响彻历史的绝唱。有谁能预见未来呢?

　　陶渊明从彭泽县令岗位上，一忿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义愤之举，而是长期积压的心头的郁闷总的爆发。陶公读了很多的书，据说通明黄老之学，对世事淡然处之，任潮起潮落，花开花谢，搬不动天，就看天好了，拧不过天就顺天好了。

　　陶公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身上儒道并存，有旷世之才，为国效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报负也很强烈，也几次出仕，做过参军，也当过祭酒，还当了几十天的地方官。既“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大济苍生”;又“性本爱丘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走出了他人生特有的风光。

　　从国家用人的意义上来考虑，陶公的归隐是国家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如果从大文学家的產生，田园诗派对历史的影响，这个悲剧又是杰出的贡献。没有陶公的归隐，中国的文学史就不会是如此这般了。文章憎命达，历史的跌宕才会推演出文化巨人。

　　文人性格与官僚性格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文人为官或弃文道而入官道，或坚守文道而退出官道，这一点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概出一理，很难把二者合在一起做好。文人的性格天真，豪放，理想主义，浪漫神驰，情绪化多一些，心中的美好，对人的善意多一些，有时还有一些狂。文人的面子也很重要，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发誓：既不摧眉又不折腰，蔑视权贵，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救济粮。这样的性格与面子是最不适合官场了。而官僚的人格，其实是职业人格：说假话，说大话，报喜不报忧，阴谋，狡诈，心口不一，言行有别，权术，当面笑脸，背后捅刀子，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六亲不认，脸皮厚，心肠狠。对大一级的官僚可以俯首帖耳，当奴才，而对低一级的官僚，则一定要当老爷。勾践为了达到报仇目的，可以尝夫差的粪便，安禄山为了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欢心，竟可以学动物的嚎叫。官场中下对上没有尊严可言。

　　两种职业性格如果硬是拼装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出现了苦闷与彷徨，须在此二者中选择一种，历史上有的文人放弃了文人的性格，把官也做的蛮好，而有的文人坚守了文人性格，则不得不中间退出官场或被屠戮。陶渊明坚守了文人的性格，官只做到七品就到头了。

　　徘徊在陶园中，那一草一木，似乎都有陶公的性格与灵气，都是那样的柔和与无争。陶公的归隐是真正的不想陷于污浊而自清。历史上也不乏有些利用当隐士而沽名钓誉之徒，待价而沽，钓朝庭的胃口。隐士复出做官不可胜数。仔细想来隐士竟然也有真假，而假隐士的退隐竟是官场的一种权术，是以退为攻，或者叫退一步而求进两步。陶渊明是真隐士，一直在田园终老，坚守了文人的美操。

　　孔老夫子说过“邦有道则兴，邦无道则隐。”陶公没有等到邦有道的那一天。在他的心中，士为天下的雄心一刻也不曾泯灭，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报负一刻也没有停止。不能亲身去实践改造社会的理想，那就在虚幻中构建吧，桃花园记是陶公政治理想的真实表露，他设计了那样美好的社会，没有官僚，没有战争，没有溜须拍马，没有强盗，一个大同的社会。写这样一篇巨作，把陶公的政治理想掏空了，从而只能归入田园，寻找与自然的合一了。

　　隐士是邦无道的产物，贤人在野不在朝，是聪明的人才为避祸逃进深山。隐士所持的都是“黄老”之学。这“黄老”思想成了一代又一代才人逃避现实的救命稻草，也撑起了一个天大的面子，使逃避有了一个轻松而又好听的借口。“黄老”之学不论怎样修饰，核心还是消极退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里面也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争乃大争，世上无能与之争，是躲起来哲学，避开对立面，让其在同另外的矛盾中消耗力量，自己只看结果就可以了。世界上的事，“黄老”不参与，当看着他人争斗纷纷死掉了的时候，“黄老”自己也已经老掉牙了。真应该庆幸世界上还有其它学说与思想，如果只有“黄老”一家，那就坏了，强盗会横行无阻，世界永无宁日，“黄老”想安静地吃粗粮喝生水也不成了。一个人，一个社会，一时的“黄老”可以，一世“黄老”则不行，一部分人“黄老”可以，所有人“黄老”则不行。

　　当我们从陶公的故居走出来，日头已经西沉，升起的红霞浸漫了整个窄窄的山坳。夕阳无声，大地还是那样漫不经心，陶公那踏着落日归晚的身影，似乎还停留在这山坳里，一股股田园诗风轻轻地拂面而来。穿透历史时空，面对东晋社会的山水人文，后人应该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