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集》前言

《陶渊明集》前言

　　引导语：陶渊明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下面是有关《陶渊明集》前言，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一、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日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以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三)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蒿;黄子廉辞宫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也每每称道：“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咏的'每一个贫士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明显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按：指《咏贫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陶诗以此为题材，正是为了突出地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咏贫士为题材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3、为悲剧英雄高唱赞歌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他抚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在现实社会中，就实现理想抱负而言，陶渊明可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为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高唱赞歌，则又是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一大特点。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歌颂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迹。夸父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正是诗人早年“抚剑独行游”的自然发展，也是陶渊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诗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热情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慷慨不平之气。如果说夸父。精卫和刑天都还是神话中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荆轲则是人间的悲剧英雄了。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突出地表现了荆轲的英雄气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百万，逶迤过千城”，把英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最后仰天长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人对荆轲的无限同情，正说明自己也同样是“奇功”不成，以悲剧而退身的。不平之气，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认为此诗“露出本相”(《朱子语类》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见出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一贯性。

　　4、寄酒为怀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文人与酒》等文章，曾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时人饮酒的原因和目的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需略加强调的是，陶渊明一生饮酒不止，并非只为避祸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忧解闷，借酒浇愁;二是借酒为题，抒发怀抱，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如《饮酒》组诗中，涉及到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内心的矛盾与痛苦，都总归在《饮酒》这个题目之下，最后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量的、以酒为题材的诗歌，也是从陶渊明这里开始的。

　　(二)表现手法的独特性

　　陶渊明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仅广泛汲取了传统的优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