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柳先生传看陶渊明

从五柳先生传看陶渊明

　　引导语：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看似写一位子虚乌有的先生，但这其实是陶渊明假托五柳先生为自己所作的传，字里行间显示出作者真挚淳朴、高洁脱俗的人格魅力，以及复杂的情感世界。

　　

　　一 陶渊明随意性称谓背后蕴涵的深意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严格按照史传特点写的一篇传记文章，有正文，有赞文。但是在文章开始，作者却很随意地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没有籍贯姓名，没有姓氏源流，门前有五棵柳树，便顺手拿来一用，以为自号。

　　其实，这看似随意的称谓却大有深意。我们知道，中国姓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古人对自己的称谓是相当讲究的，以这个为前提，再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这篇文章，将有利于我们理解陶渊明写作的深意。

　　先说姓。姓与氏密切相关，宋代史学家刘恕在《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中国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期。每个氏族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号，即姓，同一女性所生的后代为同姓。后代不断繁衍，同姓的氏族就有了分支，需要再用一种特殊符号标志，于是便产生了氏。最早的氏大约出现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五柳先生传》中提到的无怀氏、葛天氏，其实都是各父系氏族的称号。在当时，姓一般起着“别婚姻”的作用，氏则起着“别贵贱”的功能。战国时期，氏逐渐失去了“别贵贱”的作用，成为以男子为中心的家族标识。随着氏的数量越来越多，数量很少的姓被大量的氏所淹没。氏逐渐取代了姓的地位，姓氏开始合一。战国以后，人人都可以称姓。

　　东汉时期以至唐末，不同的姓之间有严格的等级，人们非常讲究门第。新兴的世族大家被称为门阀士族，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例如，东汉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各州郡的权利大都掌握在世家大族之手，选拔官吏基本只看门第，不重品德才能，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时代，门阀制度达到鼎盛阶段。士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统治地位，皇帝往往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地陆续出现了高门大户，士族、寒门的界限非常严格。士族羞与寒门为伍，例如，《文苑英华》中所言：“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在上层人士之间，严格的别贵姓、分士庶，甚至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士庶之间不得通婚。

　　魏晋时非常讲究族望。由于各种原因，同姓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地方，不同地方的相同姓氏，其社会地位也会有高有低。为了和同姓族人相区别，那些地位高的人就在姓氏上加上其世代居住的地方名，以标榜自己的望族地位，例如，太原王氏、琅玡王氏、济阳江氏等。魏晋时都以出生于望族为荣，非常注重追溯、攀比、显示自己的族望。假如自己不是出生于望族，就会想方设法与同姓的望族扯上关系;在谈及自己的身世时，会故意不提自己的出生地，而称自己的郡望所在郡名。在与他人交往时，为表示敬意，让对方感到荣耀，也往往特意称其郡望。

　　在这种风气的引导、推动之下，魏晋时期，谱牒学兴盛一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氏族序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世家大族大兴谱牒之风，以标榜门阀，显示自己的优越。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的谱牒著作，连同已亡佚的计算在内，共有50余部，近1300卷。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谱牒档案的繁浩，谱谍学之盛行。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古人自周代开始有字，它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古人在子女成人时要取字，以示子女已经成人，可以正式参加社会交往。在先秦时期，只有统治阶级中人才有条件取字。在古代，长辈对晚辈一般称名，同辈之间则不能称名，而要称字。秦汉以后，在平民百姓中，一般也只有读书人才有字。

　　号也叫别称、别号。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与名、字不同，名、字是由尊长所取，号则可以自取，而别人送上的号，称尊号、雅号等。

　　生活于东晋的陶渊明，自然清楚姓、字的重要，出生寒门的他，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庶族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五柳先生传》开篇便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作者假托了一个人物，不知其族望，不知其家世渊源，不知其姓甚名谁，有意思的是，此人却有别号。号出现的很早，但直到隋唐时期，号的使用才逐渐兴盛。在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取号的人还不多见。陶渊明给他虚拟的人物，其实也是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可见他的雅趣。郡望姓字是“先天”决定，号则是可以自己选取。一个人可以没有显赫的家世，不能选择出生于士族或庶族，但可以培养自己的志趣，可以确定自己追求的目标。作者以五柳自号，表明了对自然的向往，对田园生活的归依。将街边随处可见的柳树顺手拿来作为自号，也透出作者的随性和洒脱。不攀附门第郡望，不在意姓氏源流、有字无字，只求在自然田园中寄托心灵，得到慰藉。从开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对自己出身的坦然，对田园生活的亲近。作者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表达了对门阀制度的蔑视，对攀附之风的嘲讽。

　　二 “闲静少言”的用意

　　陶渊明在文章中说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不是单纯在表明自己性格内向少言，不喜荣华?结合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闲静少言”四字，也同样大有深意。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谈民生。国计民生，一概都被视为俗事、鄙事。因此，当时的士族名流，都不谈“俗事”，而专谈老庄、周易。“清谈”之风，在当时非常流行，被视为高雅、风流之举。士人名流常举行“清谈”聚会，一起讨论争辩。“清谈”的场面往往热闹激烈，主客双方针锋相对，你攻我守，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以驳倒他人为能事。“清谈”成为上流社会人士抒发情怀、卖弄才华的方式，参与者精神亢奋，为之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但这种“清谈”其实只是用来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俗的手段而已，在社会动荡、百姓生存艰难的大背景下，这种“清谈”于国于民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西晋傅玄曾在《举清远疏》中批评“清谈”之风：“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陶渊明与百姓有较多的接触，熟悉百姓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他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有“大济苍生”的愿望。只是在官场腐败的现实面前，他不得已而选择了归隐。在全社会都陷入“清谈”的疯狂之中时，他以“闲静少言”自愈，显示出自己对“清谈”之风的抵制，对以“清谈”博取名利者的反感。

　　三 写作《五柳先生传》的目的

　　古代中国，隐士众多，但这其中往往真假难辨。不少所谓的隐士，只是以隐居的方式博取名声，获取名利而已。陶渊明作为一名隐士，却写下那么多的诗文，还为自己作传，这是否与隐逸的初衷相悖?其写作《五柳先生传》的目的是什么，是否也是在为自己博取名声?刘建明先生曾认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写法上其实是虚晃一枪，既能从容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袒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示己志”是作者写作此文的重要目的，但除此而外，笔者认为，陶渊明写作此文，还有自我勉励的用意。陶渊明通过写作《五柳先生传》来勉励自己，保持意志的高昂，“但使愿无违”。陶渊明是一位很真的诗人，他无意于自夸，也就没有为避自夸之嫌而假托掩饰的必要。

　　通读陶渊明的诗文，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隐士的`生活绝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惬意。陶渊明的隐是真隐，不是在走后世所谓的“终南捷径”。他真正地做到了放下身段，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像老百姓一样辛苦劳动，秋收冬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隐居方式，对于一位文人而言，其艰苦程度肯定是难以忍受的。从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曾因火灾毁于一旦，被迫暂时栖身于船上。他倍受生活艰难的折磨，甚至落魄到乞食的地步。他的一生，连遭丧妻、火灾、虫祸、风涝之患，灾难不断。夏季日长，饥肠辘辘，他只能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长，缺衣少被，冻得无法入睡，他只得盼望快点天亮。他的后半生完全是在一种贫病交加的状态中度过。

　　在《五柳先生传》中，他也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生活的窘迫：“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所谓“人穷志短”，艰难困苦往往易使人意志薄弱，丧失信念。在隐居时，陶渊明思想上也曾经有过矛盾，有过动摇。要坚守自己的节操，就需要他时时排解精神上的困惑，砥砺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能够守住志节。对于一位文人而言，读书、写作无疑是自我宣泄、自我激励的最好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陶渊明写作《五柳先生传》，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为了自我勉励。他描画了一位生活艰难，但却洒脱随性、忘怀得失，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五柳先生，并把他以榜样，时时自我欣赏、自我激励。他通过写作来自娱、自励，达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境界。陶渊明少年时“猛志逸四海”，历经磨难，到老年仍然“猛志固常在”，半生贫病交加而能固穷守节，这是与他善于以诗文自我排解、自我勉励是分不开的。

　　也因如此，陶渊明写作并不是为了博取名声，获取名利。因为他的作品，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人所看重。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侯，他质朴自然的诗歌不受人重视;在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淳朴简明的田园风光也不讨人喜欢;在“富艳难踪”大受欢迎的时代，他那平淡自然的文风也得不到文坛的认可。在当时，他的创作算得上是个另类。陶渊明的写作并没有为他荣利，他也不可能预知后人将会那么欣赏他的志趣和他的作品。

　　对于一位坚定地放弃入仕的诗人而言，陶渊明的创作真正地除去了功利目的，带有强烈的私人化色彩。他的作品更像是写给自己看的，类似于一种日记式的自我倾诉和自我慰藉。因此，他的创作完全没有必要去迎合世俗的口味。漫漫长夜，静寂无声，在昏暗的灯光下，诗人摊开纸，记录下自己与心灵的对话;翻开写下的诗文，细细品读，会心陶醉。在阅读和写作中，诗人扫去一身的疲惫，忘却饥饿的痛楚，找到人生的价值，产生坚守的力量。写作，已成为他求得心安、自我砥砺的一种方式。

　　陶渊明归隐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