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

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写著的《桃花源诗并记》作为其代表作，一千六百年来争论不休，从李白、苏轼到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皆对此进行探索。桃花源问题因何不能定论?千古之谜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

　　关于陶潜的《桃花源诗并记》[1]一文的真实性，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近人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2]认定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与坞堡类似，并给出详细的逻辑推理。唐长孺则在1956年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3]中反驳桃花源故事本为南方的传说，是武陵蛮人的故事，与坞堡并无关系。

　　然而二者的论证也不过是两种可能性，论证多为推测，材料亦很不足。如陈先生认为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驎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和唐先生认为蛮人的故事“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之后“又流入蜀地”，都不过是主观的设想。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在这条桃花源路仍在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桃花源之所以神秘，未解之疑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

　　在这几个问题中，桃花源居民的身份归属最为重要，故首先探讨。

　　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居民乃武陵蛮人，他们因受徭役赋役压迫入山。笔者赞同此观点。原因是如果像陈先生所说桃花源人避的是前秦之乱，前秦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太元年间，即373-396年)不远，里面人不致如此惊异。另外，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一直处于动荡，若要避乱，何不早避呢?而在赋役方面，秦的暴政是极为苛重的，贾谊亦认为繁重的徭役是秦灭亡的主因。《桃花源诗》开头为“嬴氏乱天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提战乱而多提徭役。又如陈先生所说，坞壁一般有首领率领入山，且坞主与成员是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被庇护者需要缴租服役，存在一定剥削压迫。而《桃花源诗并记》中太古之风能如此长存，显然是一种无等级无压迫的氏族社会，成员皆为逃亡难民。“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里没有官吏，没有捐税，没有压迫和欺诈，一切只有淳朴安乐。由于蛮族此时大致处于氏族公社末期，内部阶级矛盾尚不尖锐。又因为避乱入山，面临山林未开垦、生产工具和土地条件不足等艰困条件，必然要求通力互助以保证生存，很可能又恢复公社组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句子表明桃花源里的土地经过统一规划，田地较为集中，大家一起劳动，这也就是桃花源人聚族而居的情形。

　　关于桃花源人是武陵蛮族的研究，彭伊立、覃武陵在《<桃花源记>并非虚构——论桃花源与武陵蛮》[4]中给了更充分的证明，其主要论据有：

　　(1)公元前3世纪秦灭巴后，巴人其中一支，流入五溪。成为武陵蛮的先民之一。其具备了“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人文背景。巴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其有着优良淳厚的风俗，文中“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风的写照。即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时乱的巴人后裔。

　　(2)自秦汉起，中原封建王朝在武陵山区均是“古所设县、并无其官”。长期实行“以蛮治蛮”的政策，对蛮酋，以抚为主，只求降服，纳贡。部落首领仅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的头人，不脱离生产。《桃花源记》中的无阶级、无压迫、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相处的社会环境正是当时“武陵蛮”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3)汉朝数次进攻武陵山区，终因武陵山区险恶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原因失败告还，自此后武溪山区“蛮夷”民族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生活。魏晋时期武陵蛮聚居区亦有200多年没有战争，成了和平、宁静的“世外桃源”，与外界严重隔离。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这些和“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一致。

　　笔者认为桃花源人除了是武陵蛮族外，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桃花源居民是北人南渡入山。魏晋时期北人南渡的两个方向为“东晋南朝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入山区。”由于桃花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显现出的秩序井然，民风纯朴和表现出来的相当深厚的农耕文化渊源，与蛮族有一定差别，然而也不排除文章具有相当程度的夸张性。

　　第二个问题是：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

　　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5]，即认为陶渊明是根据纪实而非一人虚构写著《桃花源记》。又郦道元《水经·沅水注》云：“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耸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冠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而《桃花源记》记载的时间是东晋太元年间，即公元376年至396年间的事，与陶渊明处于同一时代。其笔下的太守、武陵渔人、刘子骥均是同时代的真实人物。

　　关于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众家皆认为桃花源是有确切地存在的，所争议的不过是该地的具体位置。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唐长儒先生对此观点是否认的，其认为桃花源应在南方之武陵，并引用与陶渊明时代相当的刘敬叔《异苑》中武陵蛮人射鹿故事及《神仙感遇传》中庾冲关于武陵酉阳县孤山的描述证明。1969年，劳榦发表《桃花源偶记》[6]一文，亦反对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北方干枯的黄土峡谷，与《桃花源记》“良田、美池、桑竹之胜”不相宜。桃花源地争论的最大难点其实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性造成的，魏晋时由于人口的流动带来文化的融合，桃花源里聚族群居式的生活不独为北方所有，桃花源的传说也可能在南北方同时流行。

　　但是不难看出，《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更有可能是江南的环境。这和作者陶渊明是南方人是吻合的'。“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陶渊明的笔锋直指当时的武陵。武陵在南方，捕鱼业也更广泛的存在于鱼米之乡的南方。

　　现今全国大约有三十几处自称是桃花源原址。其中典型说法有这样几种：

　　1、江苏连云港宿城西麓说。宿城地处云台余脉，三面高山，一面向海，与外界隔绝，形成天然坞壁。当年陶渊明为镇军刘牢之参军时到过宿城，并留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诗文，其地至今还保留着武陵的地名。

　　2、湖南新化的奉家山说。其根据是发现了奉姓人族谱中有先世避秦乱迁徙此地的相关记载，其后人认为奉姓即秦姓的演变。[7]

　　3、湖南常德桃花源说。这个“桃花源”面积约2.5平方公里,桃源山是文化的中心,从西晋到晚明,以桃源山为主的名胜古迹,代有声名。

　　4、湖北十堰竹山县说。此地曾为古武陵县所在地，西汉置，东汉废;三国魏复置，南朝梁废;唐初又置，贞观十年又废;而湖南常德的武陵县隋代才设置，相隔千年。且该地与刘子骥所在的南阳较为接近。[8]

　　要弄清桃花源究竟实指何处，首先必须考证一下“武陵蛮”所处的地理环境。笔者较为认同的是当时武陵蛮存在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即现今的湖南、湖北省西部。陶渊明本人对武陵蛮是十分了解的，其曾祖陶侃生于鄱阳，而鄱阳为当时奚蛮杂居区域。《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载：“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在本传末论曰：“士行(侃字)望非世族，俗异诸华”。《世说新语》更载有温峤骂陶侃为“奚狗”。[9]陶侃在西晋时任荆州刺史，亲自督占过五溪蛮。陶渊明祖父陶茂亦曾做过武昌太守，其亲妹妹出嫁武昌程氏，405年病故后他还亲自到武昌奔丧，这些都是他进一步了解“武陵蛮”社会状况的有利条件。

　　清人蒋维光《游桃花源》写到：“此境何人辟?渊明记一篇。”，认为湖南的桃花源出现于文章之后。此地虽有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但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区域，战争频繁，很难有无阶级、无压迫、无纷争“世外桃源”的社会环境。而湖北的竹山县说也尚未成定论。真实的桃花源只有一个，也正因为该疑问无人能解。近年来，为旅游业的需要，全国争相申报桃花源原址的地区如雨后春笋，可谓壮观。

　　最后一个问题：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陶渊明的生平。

　　陶潜，字元亮，号渊明，又称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东南)人。生于公元365年，殁于公元427年，终年63岁。[10]其曾五次出仕，七次辞官，405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写出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418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写作《桃花源诗并记》，此时，陶渊明已年届五十四，归隐田园达13年。陶渊明在此背景之下，写下了梦幻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其用意何在?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这还要从其五次出仕，七次辞官说起。

　　1、393年(东晋太元十八年)，29岁的陶渊明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其深感大志难酬，不堪吏职，不久解职归田。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辞不受命。

　　2、399年(隆安三年)，大约在35岁，其充任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桓玄在江陵筹备篡位的阴谋败露，陶渊明觉得自己“投冠旋旧墟”看错了人，401年(隆安五年)冬，母孟氏卒，陶渊明还浔阳居丧。从而找藉口离开了桓玄。但这次在江陵生活的见闻，使他了解了“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其晚年撰写《桃花源记》提供了写作题材。

　　3、404年(元兴三年)，陶渊明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不久亦看清了刘裕篡权的野心，失望之下辞官，结束第三次出仕。

　　4、405年(义熙元年)，陶渊明再次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处任建威参军。不久，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亦自然离职，第四次出仕的时间很短暂。

　　5、同样是405年，陶渊明为了生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浔阳郡派督邮至，其不愿意“束带迎之。”故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

　　五次出仕未遂的曲折历程，使陶渊明终于认识到“世与我而相违”，写下了脍炙人口《归去来兮辞》，开始田园隐居生活。观其一生，陶渊明的性格具有两重性，这与他受到他外祖父孟嘉和曾祖父陶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陶侃是一位被后人推崇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良臣，其早年当过武冈令，后又被荆州刺史刘宏辟为南蛮长史，负责荆州少数民族事务。亦亲任荆州刺史多年，死后葬于长沙。其一生和荆州、武陵蛮有着许多难解之缘。这或许成为陶渊明晚年写作《桃花源记》生活渠道之一。陶渊明一生的品德操守受其曾祖父陶侃影响至深，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1]的大志。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战乱，希望像曾祖父陶侃一样兼济天下，却目睹官场种种黑暗，其为了维护自身气节，最终辞官归隐。

　　另一方面，陶渊明自幼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12]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又存在着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直至最后，陶渊明“爱丘山”的素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正是陶渊明退隐后的阅历、遭遇，对君权的不满和愤慨，促使他写著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诗并记》。其集毕生之见闻，特别是在江陵生活时对武陵山区武陵蛮的见闻，以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原型，以极平淡质朴形象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这个与世隔绝、和平安定、民风淳朴的桃花源。

　　在第二个疑问中，我们确定了桃花源应处于荆、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区，但是《桃花源记》的形成还融合了一定的传说。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记》的故事经过了一个民间传说的过程，最终的作品有作者一定的想像和虚构。而胡怀琛先生的探究支持此观点，他认为陶渊明之《桃花源记》与刘敬叔之《异苑》、任昉之《述异记》在故事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是《桃花源记》“词彩更为丰美，篇幅更长，更接近于一篇独立的小说”。其根据它们的繁简程度，进而指出：“应该是简单的在前，繁复的在后。”[13]

　　另外，《桃花源记》深藏着至少是三个流传颇广的传说故事的精髓。即误入仙境、秦人古洞和烂柯山故事。[14]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化用了东汉时已在民间流传的“误入仙境”的故事。入桃花源被洞人盛情款待与“秦人古洞”的传说极其相似。而渔人出来后，寻向所志，不复得焉，隐晦地表达出了桃花源仙境早已茫然、无法问津。

　　关于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的启发?唐长孺先生认为是来源于南方蛮族传说。陈寅恪先生怀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了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戴延之等进入函谷关途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记》的纪实成分可能取材于这里。

　　笔者认为《桃花源记》的另一个疑点是刘子骥。唐代编修的《晋书•隐逸传》[15]中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刘子骥根本就无意于奔走仕途，他远离尘世，过着隐逸的生活。“好游山泽，志存遁逸。”“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他不追求功名利禄，并偏爱灵山异水。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与陶渊明是志趣相投的，也无怪乎陶渊明在文中称其为“高尚士”也。《晋书•隐逸传》中有一段对其传奇经历的记述“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桃花源记》全文为何会出现一个有真名真姓的人物?这个与陶渊明同时代并且有相同志趣的人是否与陶渊明接触交谈过?陶渊明是否从这个爱好山水的人身上听闻了一些传说?如今都不得而知。

　　陶诗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其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是他在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着着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违农时。他们不交苛捐杂税，生活宁静而幸福。但诗人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归隐之路，实际是其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桃花源记》亦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其崇尚自然的本性发生冲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