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归隐时期的陶渊明情结

论辛弃疾归隐时期的陶渊明情结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著有《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公元1207年秋季，辛弃疾逝世，年68岁。

　　【陶渊明】东晋时著名诗人。因其诗作主要在田园领域且成就颇高，故被后人奉为“田园鼻祖”。陶渊明曾入仕，做过江州祭酒、彭泽令一类的小官，也曾怀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极大政治热情，但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官，归隐田园。陶渊明为人景仰，起初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高洁的隐士，他的躬耕道路和平淡诗风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陶渊明真正被推崇是在宋代。宋人认为“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当时的文坛巨子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更是以陶诗为诗之最佳。苏轼曾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推崇陶渊明的时代，辛弃疾受到陶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实现了道家追求“自然”，玄学推崇“平淡”的美学理想，以道家知足寡欲、乐天安命、自然无为的思想挣脱苦闷，创造出宁静、平和的物我交融之境。同样，“自愧渊明”却又屡屡言之的辛弃疾，也对陶渊明表示出极大的认同，词作中流露出浓郁的陶渊明情结。据统计，辛词中涉及陶渊明的有92首142次，而且绝大部分创作于他归隐期间。

　　辛弃疾是南宋真正的主战派，平生极为佩服继承父兄霸业，称雄江东，北拒曹操的吴主孙权。深为羡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宋武帝刘裕。然而在他南归之后，不受重用，屡遭猜忌。虽曾四任帅臣，三为运使，却是七年九迁。并遭台谏之臣指责为“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从此罢归带湖，后曾短暂复出，但很快又被罢官，退隐瓢泉。虽六十四岁时最后出山，却一如往昔，很快罢官。后于1207年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

　　辛弃疾的陶渊明情结主要体现在闲居带湖和退隐瓢泉时期。

　　一、闲居带湖时的表象认同

　　辛弃疾被罢闲居在带湖，共十年。这一段岁月，辛弃疾心情十分矛盾，虽遭人弹劾，深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心中之气郁结难平，但还是深信自己不日必将受到朝廷重用，立马横刀，驰骋中原。所以这一时期，辛弃疾聊以自慰的是儒家传统的进退取舍思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荀子·儒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下》)。虽然辛弃疾对“舍”、“穷”表示认同，但“用”、“通”、“达”思想却一直潜于内心，表面的退舍思想中隐藏着一颗矢志报国、建功立业的热心。

　　由于毕竟归隐山野，又非本愿，为排解愁绪，表达高洁志向，所以在这一时期，辛弃疾的生活、创作都表示出对陶渊明的推崇——过着平和的归隐生活，创作富有田园特色的词作。但如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辛弃疾对陶渊明归隐精神的理解是偏颇的，有悖于陶渊明的本心。且看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期的词句：“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临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细分析，辛弃疾这一时期词作还仅停留在对陶渊明的表象认识上。所以提及陶渊明总是不忘酒与菊，从而进入到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士风流中去。“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从中可知辛弃疾此时眼中的陶渊明仅是一个“好为梁父吟，静待隆中对”的假隐士。表面种菊、喝酒、写诗、醉卧田园醒对青山、率意而为，怡然自乐。但实际上还是存有一颗入仕之心，静观态势，等待时机，重入仕途。且看他的`一首词：《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济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绕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辛弃疾的这种认识也好像很有道理，因为陶渊明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辞去彭泽令之前，他不断摇摆于官僚与隐士两种角色之间，隐居时想入仕，入仕后想隐居，想光耀门庭，又不想屈服于他人。但陶渊明真正归隐田园，热衷躬耕，进而创作大量田园诗成为“田园鼻祖”，并不是这一时期，而是与官府彻底断绝关系，辞去彭泽令之后，陶渊明真正受人推崇的也是归隐田园后的高洁人格和反映田园风光的诗作。辛弃疾闲居带湖时认同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前的思想，并没有领悟到陶渊明精神内质和精髓。

　　二、退隐瓢泉时认识的深刻

　　十年带湖闲居之后，辛弃疾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出山。但重返官场的时光依旧那么短暂。辛弃疾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得不再次退隐，来到瓢泉。经过又一次的打击，辛弃疾那种报国热情平和了很多。儒家穷则独善、箪瓢自乐的观念已无法抚平其心灵的创伤，失去了希望的辛弃疾此时更多杂糅了一些道家泯是非、等贵贱、一死生的思想观念。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对心中理想楷模陶渊明的认识也深刻多了。且看他在瓢泉时期涉及陶渊明的词句：“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贺新郎·鸟倦飞还矣》);“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东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陶渊明形象与带湖时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他此时认同的陶渊明并非抛弃名利之追逐、归耕田园之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率性而为、顺应自然的思想境界。于是他写道：“往昔曾论，渊明胜似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玉蝴蝶·贵贱偶然》)再也不是饮酒种菊之卧龙，代之以“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贺新郎》)从这一系列改变中可以得知，历经短暂复出之后，重又隐居瓢泉的辛弃疾再也不复当年之意气风发，在此次重出中他终于领悟到南宋朝廷政治派系斗争奥妙之所在，于是支持他奋斗半生的精神支柱突然倒塌，从此心灰意冷，不得不借助老庄来掩饰内心之悲怆，为平复内心之悲痛，他将眼光放向前贤，对处于同样境遇的陶渊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位异代知己身上寻找一种精神，从而更为坚强的活下去。

　　确实，瓢泉之辛弃疾与辞彭泽令之后的陶渊明心态和处境极为相似。两人之前都于隐与仕之间徘徊，而此时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过问功名事，从此隐居度余生。他们的理想皆已破灭，对前景心灰意冷。如此相同的情形，也就难怪辛弃疾有如此浓厚的陶渊明情结了。他此时将陶渊明的两大精神支柱———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纳为己用，调节了他人生观中进与退的冲突，缓和了他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也正是他这一时期词作风格由豪迈转为平淡自然的原因所在。

　　辛弃疾对陶渊明思想的领悟是比较深刻的，词风也深受陶渊明田园诗风的影响。但辛弃疾毕竟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的真隐境界，辛弃疾并没有完全达到。陶渊明归隐之后，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淳朴的田园生活之中，乐于躬耕，亲近农民，安于贫困，放弃任何入仕机会。据载，朋友檀道济做江州刺史去看望陶渊明，劝他在刘宋朝内做官时，陶渊明尽管常吃不饱饭，已饿得几天起不来床，也还是把檀道济送的粮、肉等扔出屋去。所以陶渊明安于田园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杂念的。正因如此，他才写出了反映田园生活的名篇佳作。因为亲自参与田园生活，亲历农村凋敝、民生疾苦的现实，所以，诗中不时展现田园生活的宁静中所包含的寒馁、辛劳以及遭受租税剥削的痛苦，这也成为后来田园诗人笔下屡见不鲜的主题。辛弃疾的归隐表面看也是真心，但从辛弃疾自身来讲，如果真有召他重返仕途报效国家之机，他将会义无反顾，离开山野。所以他的退隐并不纯粹，这和陶渊明的真隐是不同的。再有，辛弃疾的田园词作没有真正反映田园生活的辛劳，他只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与实际田园还保持一定距离。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辛弃疾却能建豪华住宅;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辛弃疾却“夜来依旧管弦声”、“两行红袖争扶。”这就使辛弃疾缺少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的艰辛与快乐，其审美情趣也因此带有较多的士大夫文人气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辛弃疾田园词的现有面貌：清新欢快，色调明朗，带有浓郁的牧歌情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弃疾虽然与陶渊明的思想、创作有相异之处，但依然有着浓郁的陶渊明情结。他深受陶渊明思想品格、生活情趣等影响。同时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丰富和发展了陶渊明，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陶渊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