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作挽歌：陶渊明用生命写出第一流文字

临终作挽歌：陶渊明用生命写出第一流文字

　　[导读]陶渊明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挽歌诗》是最纯粹的生命感悟，是用生命写出的文字，是渊明第一流的文字。

　　一般人都能记得陶渊明《挽歌诗》中的最后几句，这是因为中学的教材中一直都选有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文中有这样著名的一段：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还记得，上中学时，因为鲁迅很多文字都需要背诵，所以非常不喜欢他。但读到这里，也被渊明这几句感动。若干年后，再看这一段文字时，觉得鲁迅如果不引渊明这四句诗，恐怕感人的力量就要弱很多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秋冬之际，陶渊明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这是一个说法)。在去世前不久，渊明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和《自祭文》。诗与文孰先孰后，已不可考，应该是很近的同一时期的作品，诗与文互为补充，写尽了临终前的心情与对生命的思考，所以说这两篇都是渊明的绝笔。祁宽说：

　　昔人自作祭文挽诗者多矣，或寓意骋辞，成于暇日。宽考次靖节诗文，乃绝笔于祭挽三篇，盖出于属纩之际者，辞情俱达，尤为精丽，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贤，唯孔子、曾子能之，见于曳杖之歌，易篑之言。嗟哉!斯人没七百年，未闻有赞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

　　这段意思是说，过去很多人也给自己写祭文挽诗，但有不少人并不是临终时写的，而是在健康闲暇时写的，有的是有些寓意，有的是显摆显摆辞藻——道理就想韩愈说的.那样：“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因此，晋时有些名士是有喜好挽歌的风气的。曾端伯说：“晋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为挽歌，每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袁山松遇出游，则好令左右作挽歌。类皆一时名流达士习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为悼亡之语而恶言之也。”(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不过渊明自作祭文挽歌与此不同，他是真正在“属纩”(zhǔkuàng指临终。古代汉族丧礼仪式之一。即病人临终之前，要用新的丝絮(纩)放在其口鼻上，试看是否还在气息。属，放置。这一仪式称为“属纩”。《礼记·丧大记》：“属纩以俟绝气。”)时写的，所以那种对生命即将终了的情感与体悟，是那些暇日作祭的人无法体验，也无法表达出来的。甚至祁宽认为，只有孔子和曾子在生命终结时的话能有此境界：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史记·孔子世家》)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篑。”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礼记·檀弓下》)

　　孔子与曾子不是我们讲的重点，也就不细解释了。但孔子和曾子临终前的话，侧重点是不一样。孔子之歌更多是表达一个人临终时的悲伤，曾子则是至死也守礼不苟且。一个偏重情感，一个偏重理智。而渊明之诗则兼而有之。

　　从祁宽那段话来看，历代对渊明《挽歌诗》《自祭文》推崇的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恐怕还是与国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生活态度有关。中国古人活着的时候，很少去考虑死亡问题，再加上世俗对死亡的忌讳，因此对《挽歌》《祭文》一类的文字很少关注。但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挽歌诗》则是最纯粹的生命感悟，是用生命写出的文字，是渊明第一流的文字。我们把这几篇作品完整地摘录于此，这是渊明为自己的人生点上的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