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 宋 王安石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译文：

　　鞭炮响转眼间一年已过，

　　屠苏酒暖心房春风吹拂。

　　旭日升千门万户多明亮，

　　人人把新桃符换旧桃符。

　　赏析：

　　这首诗描写了宋代人过春节的场面：春风送暖，旭日初升，家家户户点燃爆竹，合家喝着屠苏酒，忙着摘下门上的旧桃符，换上贴有门神的新桃符。作者择取了这些过年时最典型的喜庆场景，展现了一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民间风俗画卷。宋人特别喜欢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哲学观点。王安石此时身为宰相，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所以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他对革除时弊、推行新法的坚定信念及乐观情绪。抒发了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心情。 还能体现出他的执政态度。

　　“元日”是阴历正月初一。这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充分表现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逢年遇节燃放爆竹，这种习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续到今天。屠苏，指古代春节时喝的用屠苏草或几种草药泡的酒。古代风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来“驱邪”和躲避瘟疫。这两句是说：在爆竹的响声中，旧的一年过去了。人们喝着过节的屠苏酒，暖洋洋地感到春天已经来临。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曈曈日”，指由暗转明的朝阳。结尾一句描述转发议论。桃符：指画有神荼、郁垒两个神像或写有这两个神像名字的桃木板，正月初一清晨挂在门上，以求“避邪”。这也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习俗。“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个压缩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旧符”省略了“桃”字，交替运用，这是因为七绝每句字数限制的缘故。意思是：都是用新桃符替换了旧桃符。以桃符的更换揭示出“除旧布新”的主题。

　　其实，这首诗表现的意境和现实，还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义，它是以除旧迎新来比喻和歌颂新法的胜利推行。这首诗正是赞美新事物的诞生如同“春风送暖”那样充满生机。其中含也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作者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时。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此诗。

　　作者介绍：【为官经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