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误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误原因

　　引导语：北宋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了?变法失败是导致北宋灭亡得更本原因么?下文是有关变法失误原因分析，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客观的，也有自身的;王安石作为宋神宗一直坚挺的改革家、政治家，两度为相，有其超然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才略;22岁中进士，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长期担任地方官，颇有政绩，这样的经历使他很容易在自身周围积聚一个知识分子智囊团;可是当时北宋危机四伏、国退民退、怨声载道、统治者忧心忡忡，对一介书生王安石来说确实勉为其难，因为所有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专制体制。处于权力顶峰的宋神宗，让王安石改革的动机是富国强兵，强化统治，而不是削弱皇权。对此，我简单探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希望对我们今天改革有所益处。

　　首先，王安石变法没有触动北宋的“维稳”机制。“五代十国”政权更替的局面对北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粱河之战后，北宋推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优待文臣”，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赐予禁军将领、地方节度使良田美酒，助长了北宋官场的腐败和财政危机。由于北宋政策宽松，不宜土地兼并，导致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为缓和阶级矛盾，北宋政府将流民编入行伍，增加了军费开支;为防官员专权，北宋增设机构，分化事权，导致官员队伍迅速膨胀，又互相牵制，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出现“冗官冗费”问题;“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出现“冗兵”。“维稳政策”的好处是北宋承平日久，没有步五代十国后尘。宋有庸臣而无叛臣，但后果是造成北宋的“国退民退”的局面。据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言“神宗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面临这样的局势，他没有“节流”，整顿吏治，精兵简政，而是采取“开源”理财措施。后果必然是“国进民退”带来更大的矛盾，因为在农耕社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创造的财富是恒定的，王安石理财实质上是对农民变相的掠夺。说的再明白些，就是官僚地主是强势群体，他们必然将本来属于自己上交的赋税转移到农民头上，而王安石变法在没有解决“吏治”这些核心问题上进行改革，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在王安石变法前，范仲淹进行了以整顿吏治的“庆历新政”遭到官僚地主反对而失败。所以王安石吸取教训，行可变之法，所以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顶多是为改革而改革，不是为解决实质问题而改革。

　　其次，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从政治体制上变革，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加强皇权是封建社会的主流趋势，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改革，如何驾驭天下，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这样王安石变法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据史料记载，“一面是王安石理财，另一方面枢密院招兵买马，三司使还在横征暴敛”。作为改革家王安石不愿也不可能解决这种体制。所以王安石为变法造势提出的“三不足”口号，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再次，用人不当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曾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有理财、有教育、有军事、有文化，本来可以全面提升北宋的实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王安石却用人不当，对有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等正派人士贬出朝廷，而对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吕惠卿、韩降等委以重任，这些小人只不过把变法当成升官发财、排斥异己的手段。很显然王安石这个班子没有凝聚力、战斗力，地方上更是力量分散。新法的推行大打折扣，如“青苗法”可谓是济世之法，打击了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事实上在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甚至借改革大肆敛财，强制人民多贷，利息也超过王安石规定的限额，即出现新法危害百姓的事。不得不说，王安石用人方面确实欠考虑。

　　最后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致命原因是没有顶层设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制定信息公开制度、举报制度、群众来信、来访制度。甚至来自保守派的正确建议、批评等，王安石都一概不理，亲小人、远贤臣，改革成了孤家寡人。如果王安石能善于听取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意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政策，并防微杜渐，而不是对不同政见者打击报复，北宋的政治会良性发展，而不是灭亡。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北宋承平已久，即得利益集团十分强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有点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新生事物的确需要人们逐步适应并得有一个过程。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年仅20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登基伊始，不仅痛心于皇祖皇宗们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而且还极其不满于朝廷及各地州县官员的精神萎靡不振，他热切地渴望通过朝纲改革，使得北宋王朝能够早日革除积弊，进而强兵雪耻，富国安民，雄立天下。

　　神宗皇帝赵顼亲政后，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人才筛选，最终他将选拔安邦治国英才的目光落在了当时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此时的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员多年，虽几经沉浮，但了解国政民情，品行颇佳，而且在朝野上下声誉极高。

　　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熙宁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农历四月，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放在衣袖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除。

　　传统王朝史书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送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然而，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府几乎疯狂地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将变法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当时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要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坛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很有问题了。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让朝廷的财富堆积如山，要专门新建五十二座财库来存放。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让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但实际操作下来却演变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而原本目的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时试行免役法，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则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不仅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让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而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变法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四十多年后，北宋亡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以生命一搏绘制的《流民图》。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将大臣奏议中言及民间不满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却大不以为然。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日：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在这里，人们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对平民百姓的利益居然如此视如无睹，真是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