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王昌龄宫怨诗的异同

李白与王昌龄宫怨诗的异同

　　王昌龄宫怨诗的艺术风格是含蓄的，李白诗则倾向于直抒胸臆。

　　李白、王昌龄均对女性命运给予关注。笔者检中华书局版《全唐诗》(1960年版)及《全唐诗补辑》(1992年版)发现：李白有130多首诗写及女性，占其诗歌总量的七分之一;王昌龄约有180首诗，其中妇女诗约25首，也约占其诗歌总量的七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将同情的目光指向了宫廷女子。李白有近20首官怨诗，王昌龄有8首。这跟玄宗采选民间女子引起民怨有关。开元二年八月十日《出宫女诏》曰：“顷者人颇喧哗，闻于道路。以朕求声色，选备掖梃。岂予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缘太平公主进人入宫，朕从事须顺从，未能拒抑。见不贤莫若内省，欲止谤莫若自修。改而更张，损之可也，妃嫔以下，朕当简择，使其还家。宜令所司将牛车，今月十二日赴崇明门待进止。”可见此次释放宫女是因为下有民怨。后来李德裕在《柳氏旧闻》亦载曰：“玄宗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良民间女子，力士复还奏曰：“臣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嚣嚣然。”可见统治阶级的骄奢淫欲已使百姓深为不满。那么作为诗人的李白、王昌龄亦会此现象有所关注，更何况李白曾入宫，有耳闻目染的亲身经历。本文试对二人宫怨诗作比较分析。

　　1 李、王两人宫怨诗的相似之处

　　两人宫怨诗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多借美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观李、王二人皆命运不济。在李白的生命历程中，一次被“赐金还山”，天宝元年(742)秋，四十一岁的李白被玄宗诏征入京，以文词秀逸待诏供奉，不久即萌发去志。天宝三年春，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在京时间不过一年有余;另一次是肃宗至德年间李白因安史之乱中参加永王磷幕府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也是仕途坎坷，开元二十七年(739)贬岭南，翌年北归，又任江宁丞;约于天宝三载又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县西南)尉。后归乡里，被刺史闾丘晓所杀。看看他们的宫怨之作大多作于被贬时或遭谗之后。据赵昌平考证，王昌龄的八首官怨诗：《春宫曲》、《西宫春怨》、《西宫秋怨》、《长信秋词》五首，均是南贬后别有兴寄的作品。“理由有三：其一，唐人深讳宫闱之事，很难设想昌龄敢于在朝连作八首显暴之或讽喻之;其二，自《河岳》集后，唐人选集除专选中唐之《中兴》、《御览》与别有宗旨的《箧中》、《极玄》外，均录昌龄官词，偏偏天宝三年成集，亦多收艳诗的《国秀集》未录上八首之任何一首(收昌龄五古艳诗《古意》);其三，八诗一而再，再而三，反复以抒怨愁望君之意以至凄凉欲绝，这与王昌龄南贬诗之极尽凄伤又反复以言“明时无弃才”、“天泽俱从此路还”等等正相一致，甚至连贯性多用明月与凄迷景象也亦同。所以无论从心态与技法来看，都以南贬后的可能为大。笔者同意赵之观点，故引用于此。再看李白的官怨作品。萧士评《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云：“此诗太白既黜之作也。特借此发兴叙其睽遇之始末耳。然其辞意眷顾宗国，系心君王，亦得骚之遗意欺?”清代《御选唐宋诗醇》卷三对《丁阗采花》的写作意图作如下分析：“沉沦不偶之士如明妃者，自古不乏，若林甫当国而云野无遗贤，则贤不肖之易置者众矣。即白之受谮于张洎，所谓入宫见妒，固其宜也，结语峭甚，可谓叹绝。”《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三年云：“当是被谗后作”。安旗注李白《妾薄命》写于天宝二年，谓：“此亦借宫怨而抒其在朝失意之情。太白供奉翰林期间，为文学侍从，不过以其艳词丽句博取君王欢心而已，谓之‘以色事他人’亦其宜矣”对于《怨歌行》，萧士评曰：“此诗虽宫怨之体，然寄兴深远，怨而不诽，深得(国风)之遗意欤。”安旗注曰：“太白此篇盖借宫人以自伤，必遭谗被疏后所作。”

　　2　李、王两人宫怨之作的差异

　　李、王两人的宫怨之作又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王昌龄官怨诗的艺术风格是含蓄的，情感意味悠远深长;李白诗则倾向于直抒胸臆。明人敖英在《唐诗绝句类选》中日：“胡元端谓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予谓官怨之作，主于抒情，要在情景融合。二人各兼其妙，第太白意尽语中，王意含蓄而。”其评价可谓切中要害。观李白之作，有怨就求一吐为快。在《中山孺子妾歌》中，谈及孺子妾虽有李夫人之美色却无其宠，戚姬有宠却被“髡发入舂市”。最后发出：“万古共悲辛”的感叹!《长信怨》中李白笔下的宫女似在向天地倾诉：“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面对宠极爱歇的陈阿娇，诗人想到自己是怀着做帝王师的理想来到京城，却被玄宗当作御用文人留在皇宫。于是在《妾薄命》中愤然写下：“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可见，李白心中有不平就要痛快的宣泄。当然，李白也有比较含蓄的，如《玉阶怨》。诗人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冷落寂寥的环境，勾勒出一个忧心忡忡、被压迫的孤独的形象。让读者感觉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沈德潜评此诗曰：“妙在不明说怨。”但从总体上其风格是：有话直说，意在言内的'。

　　而王昌龄则不同，八首宫怨诗都写得“隐而深”。其《春官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清代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评曰：“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风开露井桃’一章，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己之失宠，悠然可思，此求响于弦指外也。”《西官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清人李镁《诗法易简录》说：“夜静不寐，但望昭阳树色，不言怨而怨自深。此诗品格最高，神韵绝也。”近人俞陛云《诗镜浅说续编》日：“静夜花香，明月东升，正待卷上珠帘，鼓云和一曲，乃于月影中凝望昭阳，远在朦胧树色间。昭阳为宸游所在，仅于烟霭中遥瞻宫殿，则身之隔绝可知，冷抱云和，更谁顾曲耶!”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二评其《西官秋怨》曰：“‘却恨含情掩团扇’一语三折。夫情之不能自已也，却自恨其含情，而掩秋扇。掩之者，不忍见也。而终不能已于情，所以悬明月以相待，而又自笑其空为此举也。诗人下字之妙，此一‘悬’字，谁为‘悬’之?此须人自领会。”其诗真如陆时雍《诗镜总论》所说：“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隋苦恨，襞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其次，李白宫怨诗多采用代言体，而王昌龄则通过塑造幽囚宫女的形象，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要表达的感情。前者注重声音方面，后者则侧重画面效果。看李白《妾薄命》，诗歌代阿娇思考命运。承宠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竹玉”，失宠时却如“水覆难再收”。最后得出结论：以美色侍奉他人是不能长久的!表面上是阿娇在抒情，其实阿娇的背后有

　　个李白的声音：彼以艳丽之姿事变幻莫测之君，我以艳丽之文词事君王。同样不能获得长久的稳定!在《怨歌行》中，诗人的形象则由隐到显。诗从班婕好“十五入汉宫”写起，直到赵飞燕入宫夺宠。她深深的感到：“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古人爱以酒消愁，所以她用“换美酒”。这一行为显然不是班女所作，而是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在诗中的无意流露。李白选择这些宫廷女子作代言对象，因为她们是皇帝的妻妾。通过她们李白可以与左右人命运的君王权威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以后宫的骄妒争宠行为影射诗人体验到的朝廷上的骄妒争宠行为，从而为自己受压抑的生存处境和受挫折的政治生涯，进行一番隐喻性的解释和宣泄。有时也超越这个范围，如《中山孺子妾歌》，诗人借中山孺子妾、李夫人、戚夫人三者命运的悬殊不定，来透视“万古共悲辛”的历史荒谬感，以及人生命运的莫测性。

　　与李白侧重突出诗人的自我形象不同，王昌龄官怨诗中，一个个幽囚的宫女形象被放在了主体的位置。她们的物质生活是丰裕甚至是奢华的。王昌龄把“珠帘玉枕”、“熏笼银灯”、“金殿珠翠”、“锦袍罗帐”、“云和团扇”等意象写入诗中，这些浓艳华美的宫中景物正与孤独悲怨的宫女心境形成巨大反差。分观八首诗，其中有恩尽失宠者，有寂寞孤独者，有痴情望幸者，有艳羡嫉妒者，也有怨怼悲愤者。总观八首诗，则记录了一宫女的心路历程。她于深秋之夜，“珠帘不卷”，“卧听南官清漏长”(《长信秋词》其一)因见“霜深”想起“御衣寒”，所以“银灯青锁裁缝歇，还向金城明主看”(同上，其二)不觉入睡，又夜梦君王，醒来只得独自品尝“红罗帐里不胜情”(其五)的人生苦酒。第二天又得奉帚洒扫宫殿。可谓苦哉!细观这些王昌龄精心刻画的宫女形象背后，实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他与宫女之间存在共鸣：一是功名心切却遭贬谪，一个是痴情望幸却终遭遗弃。只不过他不象李白那样把他凸显出来。这跟王昌龄本人的诗歌主张有关。他在《诗格》中说过：作诗“皆须身在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来?若不书身心，何以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气来不适，心事或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以中心不决，众不我知。”显然，王昌龄宫怨诗正是其诗歌理论的创作实践。既书身心，又使“身在意中”。

　　两人表现手法的不同跟他们各自的性格有关。李白比较感性，王昌龄则相对理性。这表现在李白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时，感膊亦随之波动很大。被玄宗入召时，李白以为一展平生鸿鹄之志的时机到了，自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可是玄宗此时已非往昔，只是将他作为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而已。而且李白本人也没有作为帝王师的政治才能。被“赐金还山”后，他声称要高飞远行：“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攀。相思在何处?桂树青云端。”(《赠参寥子》)。但这跟他“功成不居”的理想相差甚远。所以当永王磷请他出山时，他自比诸葛亮。准备学习东晋谢安。他说;“但用东晋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纯真的李白并没有意识到此时已非三国之时，他正陷入宫廷内部的勾心斗角之中。可以说李白的纯真，使他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这种不羁的性格，李白就会写出发情直爽的诗歌。但王昌龄则不同，虽然他也是个慕侠尚气、纵酒长歌的性情中人。曾说过;“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也曾因为不护细行被一贬再贬。但因为出身孤寒和受道教玄虚思想的影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豪侠之人缺乏的深沉，观察问题较为敏锐，带有透视历史的厚重感。他做诗不是全凭情气，也讲究立意构思，所以其诗有“绪密思清”(《新唐书・文艺传》)的特点，宜于短章而不宜长篇。为补充反映复杂内容时短章的局限，他创作出了以相关联的多首七绝咏官怨的连章组诗，如《长信秋词》五首。

　　总之，两人的宫怨之作有同有异，不能厚此薄彼，同是唐诗百花园中的奇葩。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既对宫女之幽闭充满同情，同时又寄托了自己的抑郁孤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