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词的“落花”意象

王维诗词的“落花”意象

　　王维山水诗中的“落花”不同于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它受到佛源禅典的淫染，具有异质性。

　　在“众星罗秋”的盛唐诗歌王国，王维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分创了中国诗域的高标典范。与李杜相比，王维的诗歌神游物外，思臻化境。唐以降的诗评家，对王维独树一帜的诗风追踪摄迹，大都不约而同归因于佛禅思想在王维诗歌创作中的深刻影响。以禅宗的“空观”照临万象，草木花鸟、竹林松风、水光渔火，在诗人王维直观的“具眼”中皆是超然于本体的自在的存在，是禅趣妙道的审美体验。王维隐居辋川时期的山水诗更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特征。王士�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的确，王维常借助于“空”“隔”“白云”“远”“飞鸟”“落花”等独特意象，营造出意趣盎然、深幽虚静的画面，达到诗境与禅境的妙合如一。但是这些意象，是如何被诗人运思于笔端，成为纯粹的审美“直观”对象，落入诗人眼中，并与禅宗审美发生了曲折微妙的关系的?在这一思考向度上，本文以为尚需溯源清流，探幽发微，故以王维诗中“落花”意象为例试作探析。

　　一 似花非花：妙契禅境，语出有自

　　“落花”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其源远，其流长，仅王维同时代诗人中就有不少写“落花”的名句：刘希夷“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杜甫“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李白“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等。这些诗句中的“落花”明显着色于诗人的情感，或以落花吟咏人生悲哀，或借落花示愁畅兴，或点染心绪，或托物寄志。花是自然之实体，客观之具象。即使如刘长卿诗中“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无声无息的落花，也并未消融于诗人的意识之野，依然是诗人耳听目遇的结果，物与人明显两“隔”，花还是花，我还是我。诗人观到色，听到声，兴味所至，发为诗情，“落花”是表情达意的符号。而王维诗中的“落花”意蕴就迥然不同。

　　《辛夷坞》一诗是王维《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这首诗乍读辞浅意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就是芙蓉花山中开落。可是，稍一联系“木末”“无人”“纷纷”的词意，立时就会在眼前映现一幅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自古以来，以诗言志，以诗传情，那么，王维借这空谷红花热烈地开，纷纷地落，要传达何情何志呢?在这里，芙蓉花开落纷纷的生意与所处山坞的幽寂交织出奇异的诗境，令人遐思。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万物静观皆自得。过着幽居生活，深谙佛理禅趣的诗人由这一树芙蓉落蕊自得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王维将诗歌审美体验与宗教审美体验融合为一。自开自落，自生自灭的空谷红花的独特意象，让人联想起“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禅家境界。

　　《鸟鸣涧》一诗向以空灵虚静、禅趣幽妙脍炙人口。前两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写春山空廓，桂花雨飞，自然界幽丽生动;后两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月出鸟鸣，光与影移动，动与静互映，客观世界朗然静照。这静寂悠远的境界，是王维此时此刻心境极“闲”的真实投射。唯无一丝俗尘浮念，“虚空生汝心内”，宇宙万有，一花一石，一响一动，才能如此纤毫不遗，大千世界皆纳入一毛孔中。在王维的世界里，桂花纷纷，不落六欲，是“妙好天花”;春山落桂，月出鸟飞，宗在自然生命的律动中刹那顿悟了永恒的意义，这也正为禅的第三重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生动譬喻。

　　王维诗中的落花，已不是泛泛的述景语辞，落花妙契禅境，显示一派“真如一如”的禅趣。那么，“落花”如何落入了禅语，营构出花禅一体的妙谛?虽是微言，按之佛典，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花与禅宗的渊源极深，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灵山拈花，遍示众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意，只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佛即把正眼法藏传于迦叶，迦叶就成为了禅宗第一祖，因此说禅宗的起源是从一朵花开始的，别有道理。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佛事中常以花供养功德，“花开”被看作“花报”。种树得花，就如遵从佛道;花落果熟，有如修成正果，获得果报。由花的象征意义又引出“花翳”的说法，由翳目看花，花是空花。法眼看花，花是不实之物，如若以翳目看花，所见就是妄见。禅宗说法也常常用“水月镜花”作比喻，以其不实之相，喻指禅的“空”观。以佛眼看百花，就都可成为悟道的参照物。一花一菩提，于花中见真如，被认为是修得了正观正念。

　　王维诗中写花开的少，写落花的多，王维何以独钟于“落花”呢?《维摩诘经》是王维最喜读的佛经，此典探讨的佛理核心是，空诸一切，心体无滞，不论出世入世，在家出家，都能成佛，这才是般若境界、不二法门的解脱。现代成语“天花乱坠”即出自《维摩诘经》。“天花”即指天上的妙花，有两种含义：一是佛教教义虚指的“花”并不实有。“天花”原本是诸天伎乐纷响，如雨落至人间的“虚空花”，因此有“天花乱坠偏虚空”(《心地观经一》)的说法。二是自然界之花，即我们常见的花，能称为“天花”的是用法眼看待，它是“妙好”的。王维谙熟《维摩诘经》，对“花”所蕴藏象征的佛法真谛体悟精微。故王维诗中对花的体认也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花是花，是顺应自然时节有开有落的花，是俗世中人人可见的花;第二层，花不是花，离了世间生灭的“虚空花”，虽为实有，却成幻相，是超脱了自然之具象的纯粹审美经验的“直观”的产物。王维诗思独运，把两重意义融合叠印，达到禅趣与诗境的圆融一体。以花寓禅，花是花，花又非花，空谷辛夷，空山落桂，皆是“虚空花”，是王维心灵人格的生动写真。

　　《维摩诘经》中还有一个“天花著舍利弗衣”的故事。讲的是一日维摩室内正在说法，天女现身，就散花在诸菩萨和佛弟子身上。花瓣至菩萨身上即纷纷坠落，而于佛弟子身上，怎样也无法去掉。天女就问诸弟子为什么非要把花去掉?弟子答，出家人不能戴花，毕竟花不如佛法。天女诫示道：花之所以不粘菩萨身，是因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法就是花，花就是法;花粘在诸弟子身上，是因诸弟子色声香味触五欲之根未除尽，心存分别想，不能解脱的缘故。了断一切分别想，则于一切时中，都能不尘不染，不粘不著。《维摩诘经》所载这一典故想必对王维影响颇深，因而在王维的诗作中时现“落花粘衣”的诗歌形象就不足为怪了。自性清净，花不沾衣，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佛法真如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僧肇语)，可视为王维禅宗审美的标高。 　　综上所述，可以说王维诗中“落花”之譬喻源出佛典，它展示了王维于佛理典故的高度结撰技巧，又体现了诗人独异的'审美追求。“落花”意象的异质性，不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因袭，亦不是妙手偶得，它深受佛源禅典的淫染，脱落而无痕迹。自然界的落花在诗人“空观”审美经验的关照下，成为“虚空花”，是王维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写照。

　　二 “花落知多少”：人生与审美境界的投射

　　无色无相，纯任自然，虚体广大，“落花”无疑是王维的一种人生镜像，透过这“璀璨的反光”我们把握到诗人对生命的主体性阐释。

　　王维生逢盛唐，少年才俊，与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无险风恶浪。他与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当，同享诗名，都受到过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击，对奸臣当道，朝政日非的现实都曾痛心疾首，怀救世之志。两人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仗剑游历，兴风狂啸，以不羁之态睥睨世俗;一个持戒安禅，敛心守志，以不争之态隐遁山林。如果说是久在官场，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颓势，那么小王维十一岁的杜甫经历此便更为深巨，然而历史留下的是杜甫缥缈孤鸿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济天下、安苍生之志。在几乎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王维走的这条无可无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当然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价值观的最终选择的因素极为复杂，几乎无法条陈和细究。而这在王维身上又是个特别，从出生到终卒，始终有一条经线贯通王维整个生命历程，对他的人生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质的影响，那就是――“殊胜佛缘”。

　　王维出生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从北宗禅领袖神会弟子大照禅师普寂，王维兄弟自幼便随母吃斋茹素。自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举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得罪遭贬出京，至开元二十三年在张九龄举荐下回京出任右拾遗，这十四年当中，朝廷政治黑暗动荡，王维个人仕途颠簸困顿，使他日渐产生退隐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维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岁的王维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对佛理研习日深，此一时期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倾心服膺慧能的“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禅，这是王维佛教人格，心灵视界的重大转折。这一年，王维从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选，路过南阳，得遇慧能弟子神会，此后王维与神会保持密切的交往，随后又应神会之请为慧能撰写碑文。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宗修悟方式成为王维在生活和诗作中追求的审美趣味。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特别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击和压抑，佛法境界越来越成为王维的精神依托。他在蓝田构筑别墅，过着“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的生活。晚年的王维更是摒绝尘事，在自然山水的体悟中参禅悟道，寻求永恒的精神体验。但是王维也并非将自己的精神完全泯灭在宗教的虚无中，在一些诗作中王维也曾发出世事沧桑，生命几何的哀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埋骨白云长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间(《哭殷遥》)”。在王维恬静淡然的心胸间，偶有这种人生哀音的流露，让我们渐欲接近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敏感多思的诗人本真面目。

　　王维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传统士人精神人格的审美范式，更突出的贡献是他赋予山水自然以特别的人格色彩。落花、飞鸟、山月、松风皆脱落自然之主体，皈依王维禅宗审美之主体，使自然山水获得了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山水实境与佛禅空境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至高的艺术境界。他常将诗人之“我”置之物外，对自然万物作超距离的圆融观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极其精微的声、色、光、影的变化，表达无穷的哲理韵味。王维归隐后所作《田园乐(其六)》，在诗体、意象和诗境上都与孟浩然的《春晓》相近，不妨稍作比对。孟诗虽也表达了一种闲适悠然的心境，但诗人被啼鸟唤醒之后，回想一夜风雨急，不免心里一紧，残红萎地，花已不在枝头的留恋惋惜之情跃然纸上。不离世间苦，满怀尘世忧，诗人求闲适却难以超然的形象非常鲜明。王维此诗前两句清新明丽，后两句则是一派天机。啼鸟何妨入眠，落花铺地却让人感觉洁净不染，何必扫去呢?不但诗人成了局外之人，一切皆随顺而安，无依无待，十足自在，流露出禅家了断分别之想，万法尽在自身的妙谛。其旨淡而远，其趣深而幽，令人回味无穷，远高于孟皓然《春晓》的有旨无趣。王维诗中相似的审美创造还有很多，例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这些以“落花”为中心意象的诗，皆是以“静”为特点，以“落花”为引机，诱发寂与空的哲思。在静与寂的艺术实境中，王维寻求空明本体，达到一种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