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写佛的诗及其禅意诗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具有不同特点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唐朝，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高峰，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顺应这一历史因缘，王维这位精通禅学，擅长诗歌，首创泼墨山水画，熟谙音律的艺术巨匠出现了。

　　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字摩诘，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诞生于今山西省祁县。其父王处廉，后迁居蒲州，遂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王维幼年聪颖过人，九岁知属辞。其弟王缙，官至丞相。王处廉去世较早。其母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成名后，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道：“故博陵县(今河北省蠡县南)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大照禅师即普寂，为禅宗北派祖师神秀(约606-706)的大弟子。神秀示灭后，其法众即由普寂统领。《宋高僧传》记述：开元十三年(725)即王维二十四岁时，普寂由洛阳移居长安，“王公大人，竞来礼谒”。崔氏得拜这样一个高僧为师，守戒习禅三十多年，自然是一个颇有修养的居士了。生长在佛教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在母亲的影响下，王维和王缙“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菇荤血。”(《旧唐书·王维传》)

　　开元九年(721)，二十岁的王维进士及第，授官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贬为济州(今山东省茌平县)司库参军。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回到长安，得到丞相张九龄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朗中、给事中等官职。所以说王维青壮年时期也曾积极从政，对张九龄“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献始兴公》)的贤明政治，表示了明显的支持。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为奸相李林甫所陷害，被罢相，贬官荆州。“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独揽朝政，国事日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王维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从开元二十八年(740)起，王维先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别墅，后来在蓝田西南鹿苑寺畔辋川得到唐初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遂迁于此，过着禅悦诗情的生活。正如王维的《山中寄诸弟妹》一诗中所咏：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王维的诗歌，保存至今的有四百多首。虽然王维的诗歌多半无法编年，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其前后期诗风的不同。象盛唐许多诗人一样，王维青壮年时期也写了一些游侠、边塞的诗篇。如《少年行》描绘少年游侠的昂扬豪迈，《济上四贤咏》赞扬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肠”的成文学等四贤；王维们都是“解印归田里”或“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诗里有意识地把四贤正直高堂的形象和那些“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的“翩翩繁华子”作对比，指摘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深沉蕴藉，婉而多兴，风格很接近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洛阳女儿行》在华丽的词藻铺陈中流露出冷嘲，又颇似卢照邻的`代表作《长安古意》。《从军行》、《燕支行》等诗豪情四溢，很有盛唐边塞诗的浪漫色彩。

　　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说王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可知王维二十多岁时即已受教于名僧。王维年近三十丧妻，由于佛教对王维的影响与日俱增，故“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交游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其诗文中有名有姓的就将近三十人。从王维写的《赞佛文》、《绣如意轮像赞》、《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谒璇上人》等诗文可以看出，王维对佛学，尤其是禅学，具有很深的造诣。

　　《宋高僧传》载：“元崇以开元末年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受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从引文我们可以窥见王维佛教生活的一斑。这位天才的诗人在禅诵之余，常以吟诗作画自娱，王维的许多富有画意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旧唐书·王维传》云：“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口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乱军攻破潼关、长安，玄宗仓惶逃奔四川。五十五岁的王维追随玄宗不及，在长安被乱军所俘，囚于菩提寺，王维服药佯喑。后安禄山强迫王维作给事中伪官。至德二年，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郭子仪(697-781)收复长安，肃宗李亨还京，下旨凡陷贼官，一律分三等定罪。王维一度被贬官为太子中允，因曾作凝碧池诗，特宥之，后升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石丞”。王维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陈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

　　此后，王维更加摒弃世事，修持禅诵，勇猛精进，以求心灵的解脱。《旧唐书·王维传》叙述其晚年的生活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元(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肃宗上元二年(761)一日，忽索笔作书，与亲朋故旧诀别，安坐而逝。”

　　印度佛教是没有禅宗这个宗派的，所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始祖为印度菩提达摩，而其兴盛则肇自初唐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圆寂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为领袖，主张渐修，得到武则天的支持。长安元年(701)，武则天把九十高龄的神秀迎请到京都长安，尊为国师(见释净觉《楞伽师资记》)。神秀上殿，武则天亲自跑拜。中宗李显即位后，对神秀“尤加敬异”(见《旧唐书·神秀传》)。故禅宗北派在武则天至唐玄宗的七十年间，盛极一时，该派名僧或扬眉高殿之上，或策杖深庭之中。但此后不久，便逐渐衰歇了。禅宗南派以弘忍的得法弟子慧能(638-713)为代表，大倡“顿悟”法门，后世称为禅宗六祖，盛行于岭南一带。慧能灭度后，其弟子神会(668-760)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北上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法会传播南宗教旨，掀起南能北秀之论争。后又于天宝八年(749)在洛阳大弘宗理。大宝十二年(753)，神会被北派僧侣排挤，黜居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安史之乱起，至德二年(757)，神会应请在洛阳主持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见《宋高僧传·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得到肃宗李亨的信任，此后南宗弘传甚盛，成为禅宗正统。

　　王维与禅宗南北二派都有很深的关系。前文已述，王维母亲是北派首领普寂的弟子，王维写过一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大通禅师是神秀的赐益，大照禅师是普寂的赐谥。王维又曾应南派首领神会之请，为其师慧能撰写《能禅师碑》，文中说：“谓余知道，以颂见托。”(见《全唐文》)可知王维又心印曹溪。这篇《能禅师碑》是研究慧能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王维虽然信奉禅宗，但毕竟不是有一定师承关系的僧人。当京师一带北派盛行时，王维自然与北派禅师密切来往；至德以后南派大弘，王维又与南派禅师交游论道，不存门户之见，这是很可贵的。

　　慧能创立的南派禅宗，主要宣扬人心是成佛的基础，要求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这样，人虽然身处在尘世中，精神却可一尘不染而成佛。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正如清朝诗论巨擘沈德潜所说，王维诗句多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在山水园生活的描绘中蕴含着禅意，用热闹的字眼透出幽静的意境，寓静于动，动中显静，以含蓄曲隐、意在言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哲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后人认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是最得理趣的名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法皆有生、住、异、灭之迁流变化。此联正是在观赏行云流水之际，透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生生灭灭，穷尽复通的禅理。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主要表现为空寂的境界。由于王维的心灵自幼浸染了佛教清净无为的色彩，所以王维笔下的山水田园被描写得那么宁静安祥，澹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王维的存在，惟有皎洁的月光相伴，这是多么清静幽寂的画境！

　　《鹿柴》一诗，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阒寂的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语，幽深的密林里偶尔照到青苔上的一缕夕阳，被诗人信手拈来，给我们一种远离尘嚣的无比清幽的意趣，使人回味无穷！

　　又如《辛夷坞》云：

　　木末芙容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鸟鸣涧》云：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六》中说：《辛夷坞》和《鸟鸣涧》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尤其《辛夷坞》，更是“入禅”之作。一语中的，诚哉斯言！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如《戏赠张五弟湮》云：

　　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

　　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

　　佛教无我的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庄子哲学颇有一致之处，二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一联，用的是《庄子·山木》典故：“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虚白”一词，则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经典释文》：“(晋)司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用以形容清净的心境。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示弟等》，更是将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无我的境界：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

　　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

　　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

　　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

　　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吾丧我”乃《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的话。“广成子”则典出《庄子·在宥》，唐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均认为“广成子”乃老子的别号。“缘合”、“性空”均为佛学术语。《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谓生，缘离谓灭。”《华严经》道：“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与此相类似，王维还有一首《酬黎居士淅川作》：

　　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

　　着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

　　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

　　“着处是莲花”，即着意于求佛法。“变杨柳”出自《庄子·至乐篇》：“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变杨柳，体现着自然的化迁。“无心变杨柳”，意思是忘却自我，顺从自然；与“着处是莲花”正好合拍。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王维又说：“禅家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在向上一着，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在王维们所认识到的，即是人们的心地，也可称为本心。”这种追求主观精神的自由境界，在王维的诗歌中表现得很充分，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向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总之，佛教世界观对王维诗歌创作影响是显著的，禅宗思想对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是深刻的。正是由于这点，所以，王维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在盛唐处于上升阶段的禅宗南派，提倡：“顿悟成佛”，即凭着自己的智慧，单刀直入，一下子便领悟佛教的真理而成佛，很适合当时文人的口味。加入禅宗的表达方式又常常是形象诗的语言，因此像王维这样一个耽于禅悦的诗人兼画家，当王维超脱尘俗，投身山水田园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王维迸出灵性的火花，在刹那间突破一点，进入富有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的境界。

　　王维的诗最有写意画的效果，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正如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