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内容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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