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读后感

汪曾祺文集读后感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他立足于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民间,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

　　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

　　汪曾祺其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

　　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让人品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出意外地到处碰壁的人。他的狂傲来自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得鼻青脸肿的。

　　汪曾棋的为人处事正与李白相反，他的随遇而安，似乎可拟于苏轼的放达，“人间有味是清欢”，但二者究竟有别。苏的旷达，因其胸次豁然，光风霁月，“王城根处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到底还是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而汪的随遇而安，则是天性敦厚使然，这一点更近于老杜。但老杜的天性敦厚，被后天引导至“餐必思君”上，心有所执，情有所系，笔下故见得沉郁。汪没有强烈的执著心，即便置于高位，也不可能成贤成圣，所以更近于道，颇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种安然的姿态，来抵御人间陵谷，冰)周旋——当然，汪的一生并无大起大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对于所谓的'““人间陵谷”，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因此，汪的随遇而安，是否仅仅因为所罹还不够痛切，我们不得而知。

　　汪的安然淡泊，一个朋友说，最像王维。理由是：“他们都有文人骨子里的雅，雅得不能再雅，反而归于平淡。”——王维晚年彻底皈依佛教，但他的平淡却不是枯寂，内里仍然清润，而汪曾祺的平淡，骨子里也带着文人风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类比。王维晚年受禅宗影响，诗文的清润，是一种类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因此王维的平淡，也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汪曾祺则不同，汪的平淡带着人间烟火，也许在这一点上，要更像陶渊明一些。但可惜的是，相比于王维与汪曾祺，陶渊明的骨子里又少了一份文人风雅，多了一份愤世嫉俗。

　　汪老的形象，本是十分鲜明和典型的，然而思前想后，却终于还是想不出一个与他契合的文人。

　　汪老的温厚淡泊，形之于文，便是一种和平纯正的风味。止庵(本名王进文)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胡兰成直到董桥，皆属此列。按照止庵的原意，所谓才子文章的特点颇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才子们本人绝非性癖，反倒聪明绝顶，七窍玲珑。然而在我看来，这一路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才子们的自矜于才气，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想见其倚马千言、恣意褒贬的风流得意。林语堂留洋十余年，最具学者风范，悠然适意，自不是三家村中人，梁实秋隐居雅舍，落落难合，有一种睥睨人世的清高气，钱锺书则可算是林梁钱胡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一至于以揶揄取笑为能事。至于胡兰成骨子里的风流轻浮，好像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自家玩物——如果这一路“才子文章”真能成其为一种风格，那么也应该有一路“反才子文章”或“非才子文章”，汪曾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划入此类。汪的文章从无冷嘲热讽，甚至也没有皮里春秋，而纯是一片热肠——他写故园草木，便直是花鸟虫鱼，他写昆明，便直是风物人事，他写自己，便直是随遇而安。但正如讲笑话者最要严肃，越严肃笑话才越可笑。所以越是花鸟虫鱼，风物人事，才越是沧桑，越让人唏嘘，而他的安之若素，也因此比天风海雨还来得惊心动魄。汪曾祺的没有才子气，使人读他的文章，要向无声处听取惊雷，而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又偏还透着文人风雅。这是汪曾祺文章的好处，也是汪曾祺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