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期间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