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展现的美及其成因

汪曾祺作品中展现的美及其成因

　　导语：汪曾祺作品中展现了美的艺术世界：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人物纯朴、美的人性;语言明快、美的语言。

　　作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书生气、士大夫气，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小人物往往是主角，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一些鲜为人知的剧本创作、甚至书画作品中，也彰显出人性美。这些特点正如他的散文《七十书怀》中坦言的，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汪曾祺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一篇《受戒》将小说从冷硬的氛围中带入温馨的人性世界，继而又连续发表小说《鉴赏家》、《大淖记事》和《湘行二记》、《紫薇》等散文名篇后，中国文坛生巨大震动，掀起一股“汪曾祺”热。人们欢呼这种充满理想人性追求和温馨柔婉艺术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在汪老营造的那种缥缈迷人、如梦如幻的氛围中，读者的心弦缓缓地被拨动，人性之美在不断升华。

　　一、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微弱抗议、温热的悲悯、逍遥的妄想、超脱的情思、浑朴的画面、淡雅的意境、浪漫的风俗……这一切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天空中一道亮丽奇异的风景线，营造了一种美的意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

　　汪曾祺以平等的视角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作品，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职业》中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的描写;《戴车匠》中关于戴车匠那间小店所处的方位及其左邻右舍的描写;《异秉》中的那些生意经的交待;尤其是《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汪曾祺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使汪曾祺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他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富地展示出来。他不管什么中心人物、主要线索，写到那里都是洋洋洒洒，精勾细画，交待得详而又详，给人一种丰满繁实的美感。

　　现代作家必须懂得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汪曾祺深通此道。他总是通过环境，尤其是通过人物的谋生方式表现人物。他善于从多侧面去开掘找寻人物性格的基础，确定人物存在的空间，给人物展开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使人物左右逢源，处处触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实美。汪曾祺总是在作品中勾勒独特的地方风光，融汇诸多风俗画，渲染一种淡雅氛围，洋溢着浓郁的乡俗风情和生活气息。

　　二、人物纯朴，美的人性

　　汪曾祺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闪烁着一种“人性美”，人性美也是他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他自己也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洒脱之美，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向艺术本身回归，文学创作处处关注人性，形成了以“静”的审美理想。

　　汪曾祺作品中“小人物们”鲜活生动，处处展现人性之美。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像《祝福》那样揭示其凄惨的悲剧命运。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头匠和卖糖郎，《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这些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并无多少光明可言，但他们的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他们都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

　　三、致力于美探因

　　汪曾祺是真正在作品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作家。他敦厚儒雅的气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善于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同时由于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无意识的心态上的接近和对故乡发自内心的热爱，形成平等的视角，使作品的主旨直击人性本质，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发掘其中的美。

　　汪曾祺的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其父温柔敦厚、随和洒脱、情趣盎然的品性修养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信念、行云流水般的气韵、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邮故乡如诗如画的水乡风物也滋润着汪曾祺的身心，他总是把和触伸向闾巷平民、运河人家。美丽的水乡景色、纯朴的人际关系，为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形成奠定了题材基础。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思想，对湘西人性本真的追求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使汪曾祺专心于民欲风情题材的写作，致力于表达超脱功利的生活态度、构筑自然纯朴的理想境界。

　　汪曾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豁达纯净的性格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时遭士兵的训斥，1946年在上海失业时则一度打算自杀，1958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文体大革命期间因跟着江青搞过样板戏深陷政治漩涡，所有这些遭遇都给这个善良斯文、清纯如水的书生一次次粗暴的打击;文弱的、坚守传统的汪曾祺却表现得豁达纯净，安于命运的拨弄，或至多在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或心平气和地传达自己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或闭上眼睛，陶然于充满温情的桃源梦境。因此，汪曾祺作品的主调是对现实阴冷和此岸痉挛的体验，这种体验又风照于对彼岸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热情赞美和忘却人生痛苦的通脱旷达的必境的自适之上，重在展现人性美，对人性美的崇尚与盛赞。

　　古稀之年的汪曾祺终以他的不懈追求为我们开辟了一大片艺术天地 ――回避大波大澜的题材，营造了一个洋溢着浓郁地域风情、充满着人性美的的艺术世界。正是这位博识的具有杂家风范的汪曾祺让疏朗质朴、清雅温馨风格重回小说创作的领域，有了汪曾祺等人的努力，文艺作品获得了人性化艺术化的回归，这是文学发展的幸事。

　　特别是90年代，汪曾祺的散文名作《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及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鲍团长》、《尴尬》、《卖眼镜的宝应人》等作品，从思想意义、人物形象、文化色彩、语言风格等角度多方面展现了汪曾祺的步入老年后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关注人性，以事实洞明的眼睛发掘美好，在作品中不断强化他追求人性美、颂扬人性美的人生文学创作理念。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文风占主导地位的新时期文学殿堂中，正是汪曾祺这类讴歌人性之美、挥洒恬淡心境、语言风格灵秀飘逸的作品的出现，才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让我们在充盈着人性光辉的文章，体会生活中美的真谛……